培養香港政治人才，必須從價值觀及國家觀念著手(2)
(原文發表於2017年6月5日)
十多年前，董建華連任特首，他想從商界精英中物色新管治班子中的問責高官，但遭遇不少軟釘子，最主要是被看上的商界精英捨不得放棄高薪厚職。
當時我在《像樣的政治人物十分匱乏》中這樣評論這些商界精英：
『較早時候，看到兩則有關問責高官薪酬的報導。
其一，特首好友、前中央政策組組長鄭維健之弟、現任香港總商會主席鄭維志在接受訪問時公開說，三百七十萬元年薪這個數目缺乏吸引力，認為「一個“叻”』的人，有一顆服務心，而不用給予一個好些的薪酬，OK，但無道理……沒理由要他們有（薪酬上）損失！」
其二，對於特首能否物色公務員以外人士出任問責局長，自由黨主席田北俊不表樂觀，他笑言：「愈叻的人愈不肯做。」他認為，對頂尖兒人才來說，三百多萬年薪並不吸引，一年的“過冷河”條件亦不合理。
鄭維志及田北俊不約而同用商界思維去看問責局長的薪酬問題，都認為年薪三百餘萬並不足夠，多少才夠？兩人未提具體數目，鄭維志則稍為明確，表明不必多過問責局長前職拿到的年薪，但亦不應少於前職拿到的，換而言之，問責局長的年薪應為他前職拿到的。
鄭、田兩位商界精英（後者更被廣泛認為乃政治精英）的看法，十分有問題。首先，如果問責局長的年薪為他前職年薪的，由於每人的前職年薪數目各有不同，那就意味著每位局長的入職年薪都不同，說不定多寡十分懸殊，這就完全破壞政府官員相同級別會拿基本上相同年薪的體制，而這個體制是正確而合理的。
第二，混淆了為政與為商追求目標的不同。從商是以追求金錢為標的，一切金錢掛帥，從政主要為追求權力。當然，錢與權到某一階段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有錢則有權，另一方面，有權則聚財，但主從始終有別，從政以權為主，從商以錢為主。鄭、田兩位先生論及從政的問責局長，講錢又講權，魚與熊掌，要得而兼之，不亦貪乎！？
論者或謂，鄭、田二位先生所言只是個別看法，這點我不大同意，他們的看法在香港政商兩界代表主流意見。』
想不到十多年後，商界精英仍是絲毫未變，仍是捨不得商界所提供的高薪厚職，仍是「講錢又講權，魚與熊掌，要得而兼之」。
『從政從商者追求的層次又各有高下之別。從政從商如純為解決生活，將份內工作當作一份職業，這是追求的下者；為追求權力及隨之而來的特權，乃從政追求的中者，為追求金錢及隨之而來的權利，乃從商追求的中者；為理想理念，為人類、國家（地區）、民族奉獻，追求的是成就感及後世之名，權力金錢不外是手中運用的工具、手段，這是從政從商追求的上者。』
十多年過去，香港的從政從商者追求的，頂多是「中者」，亦即「為追求權力及隨之而來的特權」或「為追求金錢及隨之而來的權利」。
『政治人材就更不用說，稍為像樣的迄今仍未出現，我敢大膽地說，未來十年香港本土仍不會出現較像樣的政治人物。』
被我不幸而言中，不僅是十年，是十五年仍未出現較像樣的政治人物。
『如果特首對現有的高官失望，想從商界精英去找尋代替品，他一定會更失望。從商與從政需要不同的才幹，從商好的不定從政好，有才還要有德，即要有政治理想和抱負，講求奉獻，目前商界精英，既想要權又要錢，才德成疑之餘，還嫌東嫌西，怕辛苦，怕糟質，連從商從政追求的中等層次都不配，特首不宜寄予厚望！』
「特首」指當時的特首董建華，現在以林鄭代之，竟然依舊絲絲入扣，能不令人扼腕再三感嘆？！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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