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旧之言，但不失时效（17）

早听良言，祸不及其身

(原文发表於2016年6月13日)

『大家听过「改土归流」吗？

它其实是明清以至中国迄今，中央管治边陲地区的政策。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於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

在中华帝国大一统的思想底下，土司制度只是一种权宜的、过渡性的自治制度。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君主，已经开始酝酿解决这个问题。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年了，尽管自治区民族矛盾多而棘手，这么长时间，经历几任国家主席、总理，统治边陲依然是一仍明清两代以来「改土归流」的旧贯，不但没改，还有过之。

中央统治边陲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源远流长（严格的说，不是明清以来形成，而是秦汉以来）。它的形成，有内在的历史原因，有其汉族民族性和独特国情。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无论是一国多制还是一国两制，无论在国内的不同自治区还是香港，「改土归流」仍将是中央管治边陲地区的主流政策。明清以来的历史证明，改土归流是常态，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土」的特例，是权宜的，回到「流」才是无可避免的大趋势。从蒙、藏、疆及云贵各地自治区在解放后不久就全面「改土归流」去看，中共中央是明清以来执行「改土归流」最快速最果断的政府。它居然肯给香港50年高度自治，那真是皇恩浩荡。可惜的是，不读历史的大部份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从不感恩。

「高度自治」可以维持多久，与自治区人民对国家的效忠、顺从程度和使用（说利用亦无不可）价值的大小等因素成正比。如现今的香港，大部份市民（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国家的效忠和顺从，江河日下，香港在政经上对国家的贡献，更是今非昔比。可以预期，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必要时甚至由暗里走向明面）未来将会愈来愈紧，「高度自治」应该不会延续50年那么长久。

回归已18年的香港，还有多少时间可待？港独愈见猖獗，就愈加速中央下决心回到「改土归流」的传统管治边陲地区政策。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说中央愈有藉口结束一国两制而回到一国一制并改土归流亦无不可。

熟读历史，你自然不敢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令中央下上述决心或有上述藉口改土归流，提早结束一国两制。』

『为甚么我说，如果年轻的港独者稍读一点中国现代史，他们就不会在《中英联合声明》承诺50年不变的限期届满前的30年，愚蠢地提出讨论2047后的香港前途问题，尤其是提议把独立自决作为一个公投选项？

中国直至1981年底，对香港1997年后的前途仍未作出决策，但不排除维持现状（即中英两国确定香港主权属於中国，但仍维持英国管治）。只是英国不知进退，一再忽略中国要求不要太早提出香港前途这个问题的警告，透过到访中国不同的政府高官频频要求中国尽早处理97问题。结果是适得英国人（可能亦是大部份港人）的反，中国於1982年决定收回香港主权。

回到现实，如果年青的港独份子现时起就不断闹事，要求中国承诺2047年后维持真正的一国两制，甚至公投自决，要求独立。从上述历史教训，中国最终的反应一定是提早结束一国两制，实施一国一制并重手镇压港独份子，以至激进的泛民。

试想想，1982年中国仍在崛起初阶，综合国力不大强，它已不肯在确定香港主权属於中国的情况下，让香港维持英国管治。让香港那样，中国最高领导视之为「再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就都变成李鸿章，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垮台」(最早出自邓小平之口)，现在年青的港独份子要求独立，亦即要求中国放弃香港的主权，那不啻是要求中国最高领导签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平等条约，要求他们成为卖国贼中的卖国贼，遗臭万年，要求中共付上可能亡党亡国的代价。中国肯饮这个超级苦杯吗？它有甚么诱因愿意这样做？提早结束一国两制，实施一国一制并重手镇压港独份子，以至激进的泛民，反倒是一个代价较轻、出师有名及对得起历史、国家和人民的抉择。

正如1979年至1981年英国的不知进退，港独份子和他们的同情者及纵容者的不知进退，他们要争取的，最终一定同样会适得其反。沉默的大多数，客观上是纵容了港独，最终一定反受其害，届时可别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