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误导，幸免於难者，百中无一
「中原地产由我与一位我的中学同学一起创立。开始的十多年，基本上以我同学的方式去管治，我只在旁协助；最近十年，才以我的理念为主导。事实证明，我以无为的方式来经营，公司一样可以快速成长，业绩增长数以倍计。」施先生这段话误导性很大。看了施先生这段话，100个人恐怕有99个都会以为，施先生於1992年初接掌我的大权后，他是以与我截然不同的管治方式领导中原，而又卓然成功，就像邓小平於1978年复出实施经济开放这一套，完全有别於他的前任毛泽东那一套不断革命论和苏式计划经济。
我於1978年至1992年领导中原，所用的管治方式，基本上是法家的。施先生素来自诩崇尚道家，标榜他的管治方式是「无为而治」，而「无为」是道家鼻祖老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大家自不然以为他是完全以道家那套来管治中原的，与王文彦那套法家的迥异不同。那绝对是美丽的误会！
我早前已重复指出，施先生的「无为而治」其实只是管理学上的授权。只不过他的授权，是极端授权，强调被授权下属的发挥空间及个人自由意志，完全不提管理授权原则和制约。「无为而治」的精髓，在於老板不作为，却全面、胡乱授权给下辖高管。他的「无为而治」偷换了老子「无为」的概念，两个「无为」名相同而意不同。
商鞅虽死，新法仍行，奠定成就大业基础
战国时代，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先后两次颁布新法政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如此变法，引起秦国贵族、重臣的切齿仇恨。秦孝公24年（公元前388年），秦孝公一死，太子驷即位，公子虔便诬告商鞅谋反。刚即位的秦惠王派人逮捕商鞅。商鞅逃往魏国，后又逃回秦国封邑内，发动邑兵自卫，又出击北袭邻国，最后终於被秦国追兵所杀。秦惠王车裂商鞅之尸以示众，并宣布「莫若商君反者！」进而诛了商鞅全家。然而，商鞅虽死，新法仍行。商鞅的变法，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平民的要求，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秦惠王以后，商君之法已不可更改，新的生产关系和郡县的政治体制已经在秦国确立，秦国在新法指导下，日益富强，奠定了削灭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
传至有大才能及有大作为精神和胆略的秦始皇，秦国终於完成剪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大业，并建立一个空前强盛的大帝国。
法家的思想和躯体，道家的外衣
中原在我离开之后，情况和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一样，法家之治已深入中原，我当政时所建立的各种具法家精神的制度（包括运营规章、选用人才的标准、培训人才的方法）及攻城略地的战略和战术，14年的实践，已充份证明是中原生存、发展和强盛之道，施先生都被逼萧规曹随；我留下的完整无缺、相对高能的管治班子，他亦全盘接收。
可以说，施先生管治中原仍是像秦惠王至秦始皇几代君主那样，继承了和保持著王文彦法家之治。只不过，他为中原这种本质上依然是法家之治披上了一袭「无为而治」的道家外衣而已。
我和施先生的管理分别，主要在於授权，他的授权是无视授权原则和制约，全面、胡乱地授权给辖下高管。我亦是授权的拥抱者，但我注重授权原则和制约，特别遵循授权要因人而施及因事制宜的守则；他主张「老板无为，员工才可以有为」，我则认为「上下都应有为，互相激励」；他做事不追求卓越（注），我追求。
专栏作家陈增涛先生2009年於其专栏说道：
『施永青骨子里的管理理念，其实也跟王文彦相差无几，也是萧规曹随。像很多中国的企业一样，所用的一套都是名副其实的法家思想，其不同的地方，是他披上甚么外衣而已。一个企业，你不可能用儒家的仁义道德，裙带关系去管理，也不可能用墨家的兼爱尚同去调动公司的动力。我认为，施永青可真是得老子真传，使他基於法家的基础，更上一层楼。且看《道德经》第36章：「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才是施永青不想告诉你的真正施永青的无为而治。』
『在王文彦的办公室挂著寒山子的「难得糊涂」横联。我心想，无为而治则中原不会有今天，是施永青「难得糊涂」而已。』
陈先生的看法，与我不谋而合。
～ 待续 ～
注：《快周刊》485期，施永青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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