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爺20%緊箍咒 港巨人也變侏儒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剛剛出爐，社會固然聚焦今年「派糖」比往年少，但令我們很掛心的，是財政司司長在本份預算案所展示的理財哲學，希望在此和各位商榷一下。

限開支佔GDP兩成 應使不使

今年的預算案是財爺首次把「維持公共開支在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0%」這預算準則明確地寫進預算案的正文之內。我們向來不贊成為公共開支相對經濟規模訂一個硬性準則，因為這和曾俊華司長向來聲稱的「應使則使」原則背道而馳。

看看擺在眼前的事實：近30萬劏房居民和數十萬公屋申請人望穿秋水等上樓；流感來襲公立醫院病床使用率爆棚；旅客「迫爆」商場、酒店，令明明可以為香港社會帶來上流動力的商機，變成擾民的所謂「中港矛盾」；到現在連港鐵也鬧不夠位！

若在今天香港被外來和本土需求擠得水洩不通時，投資擴充軟、硬件的容量，都不算「應使」，我們希望曾司長指點一下甚麼才算。可惜，翻看今份預算案，預計將開始的相關工程只有瑪麗醫院和佛教醫院的重建和翻修，增加病床達……200張，「高達」0.5%。

現在是香港最需要投資突破多個發展樽頸時，卻因為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數字，令到住在劏房的市民、在公立醫院輪候的病人、正力覓舖位擴充的企業、苦等國際學校學位的外國人才……人人都要讓自己的需要「擔凳仔」在GDP 20%的預算下排隊，用盡今年的預算就要等下一年。

財政緊箍咒 徒添社會分化

等得一年又一年，但別忘記很多東西是不能等的：外國人才會捨香港而去，企業把握不了擴張機遇又年年捱貴租會「旺極而衰」，一眾病人們更是爭分奪秒、性命攸關，病況絕對不能再拖！明明社會各方面都有急切需要，庫房有充分資源一次過應付，又知道明天建設肯定比今天貴，為甚麼要落一道緊箍咒，迫自己做無必要的取捨，挑起無必要的社會分化？

在公立醫院輪候的長者、在劏房內望穿秋水等上樓的家庭等不到未來基金為他們建的新醫院、公屋；企業和外國人才更不會等政府填海造地容納新的商場、寫字樓、國際學校，早就會離我們而去，取道新加坡、前海、上海、橫琴等地大展拳腳。當面前有無盡需求，卻做到未來出現結構性赤字的最差結果，唯一原因只會是——應使不使。

又打個比喻，一個剛喜獲麟兒的父親因為覺得自己未來加薪幅度有限，在「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下，限制買奶粉的錢只能佔薪金的20%。所以兒子10個月大吃10安士奶，到1歲、2歲大又是吃10安士奶，結果明明應該昂藏七尺的兒子，到18歲長大成人時只得3呎8吋高。香港明明有「巨人DNA」可超越倫敦、紐約成為世界級國際都會，現在卻可能被迫做了侏儒！

按人均GDP計香港理應是成熟經濟體，但目前香港卻正如正值發育時期的少年，需要大量「營養」。皆因香港正經歷前所未見的結構性增長機遇——亦是財爺忽略了的一點。但若搞不清兩者分別，對香港未來發展，會有雲泥之別。舉個例，假如生意人認為互聯網是周期性而非結構性發展，那企業生意肯定一落千丈。

結構性增長 港發育需「營養」

近水樓台先得月，香港背靠祖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作為我們的腹地（hinterland），為我們世界級的服務業提供源源不絕的需求。亦正因如此，雖然過去3年歐洲連年衰退、美國3次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寬鬆）、日圓貶值25%、中國不能保八；香港仍能在以上所述佔全球GDP六成的經濟周期性衰退下，創出有史以來最快的就業增長，收入表現極為亮麗。

至於中國經濟到底是結構性還是周期性，大家可以自行判斷。不過，中國人富起來，希望享用頂級服務，而選擇服務業質素冠絕全球的香港，因而帶給香港的增長，我相信，應該頗大機會是結構性。

財爺乏理據：

（1）近年收入大增，正反映結構性機遇

我們且逐個審視財爺支持開支佔GDP 20%的理由。首先，財爺說過去40年只有7年政府收入超過GDP的20%，所以限制支出在同樣比例是量入為出。

但上述結構性機遇銅板的另一面當然是政府收入大增。仔細看看數據：政府收入逾GDP 20%的7年，當中4年正正是剛過去的「黃金五年」！事實上，最近4年（2010/11至2013/14）政府收入佔GDP比例平均為22%，比1989/90至2009/10年的20年平均17%高足足5個百分點（見圖），政府又有沒有考慮這個明顯的結構性轉變？

（2）107條並非鐵板一塊

其次，雖然基本法第107條要求政府「避免赤字」及「開支增長與生產總值相適應」，但正如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前系主任Ian Scott教授在其著作《The Public Sector in Hong Kong》中指「（筆者譯）……107條條文中的「力求收支平衡」普遍被理解為政府其實是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出現預算赤字……惟該赤字不應是結構性而且平衡預算不會是難以達成的目標……」。

換言之，若政府真的有必要為社會進行投資而在短期內令公共開支佔GDP比例超過20%，並不代表違反基本法。而且，這些投資可以為社會和經濟帶來回報，例如面對人口老化而急增的醫療需求，興建新的醫院，必定可以帶來規模經濟效益（Economies of scale），最終反而為庫房省下醫療開支。

（3）市場要大，但政府不能太小

這正好解釋為何財爺的另一個理據「小政府，大市場」並不成立。這種必須由政府負責、私人機構無法進行的投資，中學經濟教科書稱之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以醫療為例，假設香港現時有100張病床的話，只有10張都在私人醫院。我們粗略估算當長者人口在未來10年由現時100萬增加超過一倍到220萬時，我們將會額外需要50張病床——請曾司長指點現時的私人醫院如何在20年內1間變5間？

新加坡自04年起大增公共開支6成，但正因為投資得當，獅城的經濟增長比公共開支的增長還要快，結果公營部門佔GDP的比例不升反跌（見圖），原本小的政府變成更小的政府！這說明了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vacuum）之中，投資會有回報，直綫推算沒有意思！

況且我們不是要求政府變大花筒，像歐美國家般債台高築，但最起碼，追回過去幾年派走的2,300億元可以買到的25間瑪麗醫院或32間科大不過分吧？

CFO非掌櫃 莫墨守成規

這就是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即財務總裁）應使則使和掌櫃墨守成規的分別。負責任的CFO會按實際需要和時勢變遷，投放相應資源；掌櫃則只會盲目死守一個數字。套用浸會大學經濟系前主任鄧樹雄教授的說法：「其實這20%上限既非《基本法》有關的預算條文（即第107條）所規定，也無世界通例，理論基礎薄弱，只不過是所謂審慎理財小政府的指標而已，而非視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而調整。」

事實上，鄧教授道出了殖民地時期財政司奉行的理財哲學。彭勵治爵士（Sir John Bremridge）曾指：「並沒有一套邏輯規則能夠釐定公營部門佔用資源的適當分量……支配着我們的並不是邏輯，而是環境和歷史……我個人認為，沒有任何理想的百分率數字可言。」為「積極不干預主義」奠基的夏鼎基爵士（Sir Philip Haddon-Cave）說得更明白：「要規定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的最高極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隨着本港經濟的擴大，本港當能容納較大的公營部門。」

過往因為過分看淡，並連年大量派糖，我們對未來的投資已經耽誤了幾年；如果我們現在又要硬性限制每年的政府支出為GDP的20%以下，而把所有現在已擺在眼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繼續拖延留待未來處理，未來肯定是一塌糊塗！

香港今天需要的，是一個投資現在、幫港人解決民生及經濟發展樽頸的「現在基金」，而非一個無論規模有多大都救不了一塌糊塗的未來的「未來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