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支超时，责任是多方的
《信报》社评起笔就吸引著我的眼球：『全世界都在大兴土木搞基建，香港却特别窝囊，竟以逢工程皆「超时、超支」扬名於世。』
高铁香港段原先预算650亿港元，以每公里建筑费计，已是全球最昂贵的高铁建筑费，现还要增至853亿港元（即每公里建筑费32.8亿港元），而这个数字，没人敢写保票是封顶数额。
《信报》社评进一步数落政府和有关高官：『高铁超支之余还要超时，完工期延至2017年再延至2018年，这是否坚实竣工之期，也没人打保票。由2010年启动到完工需时8年，这又是甚么效率概念？内地贵（州）广（东）高铁，穿越黔桂粤三省，称为「超级铁路」，全长857公里，二分之一穿行在地下（贵州素称「地无三尺平」也），最长的两个隧道均达14公里。这条铁路由2008年动工到2014年底通车，只用了6年时间。高铁香港段全长26公里，8年能否建成，却仍得望天打卦。』
高铁香港段26公里，内地贵广高铁857公里，后者长度是前者的33倍；贵广高铁穿越三省，建筑所遭遇的困难远高於香港段，但它只费6年，时间远短於香港段。
货比货，香港的效益和效率情何以堪，坚强如我，亦不禁感到伤痛和羞耻。
高铁香港段和「同期推出的铁路工程，无一不超支超时」，《信报》社评将主要原因归咎於管治者的人为责任，这种看法稍为偏颇。由环评到规划，备受挑战，还不时遭到司法覆核，这些挑战和司法覆核是谁发起的？许多时候是由环保团体、泛民政党议员或激进份子搞起的！他们为了私利、个人理念，为反对而反对，完全不顾全局和香港整体长远利益，群起阻挠施工和拨款，最终令工程严重超支超时。
由此观之，严重超支超时，不能光怪政府、高官，环保团体、泛民政党议员或激进份子亦需负上很大的责任，在我看来，它们的责任和政府、高官是不相伯仲的。
要政通人和，专注发展经济，不能光靠政府
《信报》社评认为，「以往香港和新加坡双城竞争，90年代经济总量不相伯仲，尚有较量的余地，如今新加坡高出香港四成，已大幅抛离，新加坡不再视香港为对手，彼此不在同一层次了。新加坡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政府）有危机感，力保政通人和，专注发展经济」，「内地高速腾飞的城市如上海、北京，经济总量盖过香港，隔邻深圳亦只差一步之遥，而且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已到了「自救危亡的紧急关头」。
要政通人和，专注发展经济，不能光靠政府，还得靠政党和立法会议员（特别是泛民的）的配合。
香港竞争力削弱，将窒碍经济前行，而经济不进则退，又促成社会更为不安，由是恶性循环。要制止这个恶性循环，计将安出？《信报》社评开出药方：「要止住这个下旋的趋势，需要一个有魄力的政府，有作为的管治；也需要一个团结齐心的社会，有目标的奋起，惜这恰恰都是香港目前所欠缺的。」
团结是双方面的，纵使政府伸出橄榄枝，但如果泛民政党议员、激进份子（特别是本土主义者）和既得利益者硬是不肯接受，那局面还是打不开的。
社会舆论和一般市民，往往对政府的不良管治、无能力保政通人和及团结反对派，责之以深以重，但对为反对而反对的泛民政党议员、激进份子及既得利益者的胡作妄为，却每每轻轻放过，纵有责备，也是浅责轻责。这是纵容，爱之适足以害之，最后还害了香港。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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