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香港地域面積1100平方公里，但開發利用的約佔24%，所以香港有「地少人多」之說，又所以房屋政策及房屋問題成為全港市民的「第一焦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不論是城中富豪或是升斗市民，均關注「房屋」和「樓價」。當然，兩者的出發點有天淵之別，富豪是關心如何建樓、炒樓發財，市民是焦慮何時才能「上車」（自置物業）和「上樓」（入住公屋）。這樣的狀況，除了涉及一個「住」字，也是香港貧富懸殊非常嚴重的真實寫照。
坦率地說一句：回歸以來，政府的房屋政策可以形容為「三失」，即「失序、失控、失敗」。董建華時代，尤其是前期，提出「八萬五」計劃，確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開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抱負。可惜恰逢亞洲金融風暴，「生不逢時」，也顯得「操之過急」，結果，樓價狂跌，出現大批「負資產」，民意沸騰。董先生心地甚佳，「八萬五」的出發點也很好，但終究不敵現實，萬般無奈之下，最終只得因「腳痛」下台。
曾蔭權上台後，在房屋政策方面「反其意而用之」，最明顯的是重拾港英時代的高地價政策。果然，樓市又再風生水起，樓價如坐火箭般急速上升，廣大市民望樓興嘆，連中產人士也無力「上車」，「業主」之夢難圓，社會上的反應無疑可用「天怒人怨」形容。事實上，連曾蔭權本人也在他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承認，未處理好房屋事務，乃是民怨積聚的最關鍵因素。這一自我反省，可說切中要害，原則上百分百正確。
哲人曰「知恥近乎勇」。知道了往日的缺失，曾蔭權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一反「看守政府」的常態，就房屋問題提出了屬於中長期性質的政策。這也就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立法會致謝動議辯論時發言的由來。鄭局長的發言，重點在公屋，她透露了政府的構思，即：當局會維持平均3年「上樓」分配到公屋的目標，未來5年合共興建7萬5千個單位，也就是每年1萬5千個單位。
我們認為，政府的上述公屋計劃仍嫌過分「保守」，相信不少公屋輪候人士難以認同及接受。目前的情況是：
第一，所謂「三年上樓」的目標，實際上是「三年內可以第一次睇樓」，真正「上樓」，需時四年多五年，目前還有八年才分配到公屋的例子。究其原因，一言蔽之，供不應求。
第二，輪候公屋的申請者現時已急增至15萬家庭，倘平均以3至4人家庭計算，則輪候市民多達45萬至60萬人。
第三，香港目前仍有數以10萬計的貧困市民住在籠屋、劏房、板間房。作為富裕社會，這是「香港之恥」。
第四，曾蔭權就任行政長官的6年多來，公屋的平均落成量，平均每年不足1萬5千個單位，與董建華時代的每年平均2萬7千個單位相比，可以說「差了老鼻子遠」。公屋供應不足，成為民怨一大來源。
我們認為，若論長遠房策，絕對不能忘了合情合理地「多建公屋」四字，這是「安居樂業」的重要基礎。鄭汝樺說，每年1萬5千個單位若有不足，政府會考慮增建公屋。這是典型的「官話」，市民姑且聽之。澳門和新加坡的公屋（新加坡稱組屋）發展遠勝香港，本港有關高官（理應包括特首）不可「坐井觀天」，不妨多向澳門和新加坡兩地好好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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