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B君看了我三篇《一劳永逸解决香港建屋土地不足的绝世好方案》后，来电邮「泼点冷水」：
『王先生可能还不太明白现今香港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香港的社会问题不断累积而不能解决，自然是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无力亦无方。而之所以政府管治无力无方，根源在於这个政府从来就是一个弱势政府，和港英时代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并且，这个弱势看来还要继续下去，可见的将来没有扭转的可能。而王先生所提的方案，只有在一个至少如港英当时般强势的政府下才有能力及意愿实施。
那么就要追问，为何香港特区政府远远不能如港英政府强势？
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扯到东西方对峙，而香港恰好是一个各种力量的交汇点和平衡点。不过，这对於香港来说属於不可改变的外部因素，因而难以从这个方面得出改善或补救的办法。我们应该多关注香港的内部因素，发挥主观能动性。造成特区政府弱势的香港内部因素也可能有很多种，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却从来无人提及的因素恰恰是一直被奉为不容置疑的原则的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正是由於香港的确实现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在香港的特殊条件下，无论特区政府和特首怎样产生，哪怕是由反对派所谓的“真普选”产生，都不可能避免这个政府的弱势和管治不力。
香港的特殊条件就在於它太小了，而且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制度完全不一样。因此特首就是从政的港人能爬到的最高位置，而一般的司局长和立法会议员就是他们已经相当满意的归宿。由於与周边（内地）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这些高官和议员一旦任期届满，无法转到内地继续从政，也无法去英国开拓他们的仕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留在香港生存发展，因此他们普遍具有不敢得罪本地豪强和各种势力，“事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思想，从他们上任的伊始就是这种心态。这样的政府焉能强势？？
相对地，如果是一个英国的政治人物，例如利物浦市长，他任期结束后还可以去其他城市竞选市长，或者竞选下议院议员，被内阁委任为驻外大使或其他职务等等，发展和可选择空间显然大得多，也就没有那么担心得罪人，也有胆量干些可能得罪部分人的事。那么他领导的政府当然就会远比特区政府强势。
以上是“港人治港”所带来的问题。而“高度自治”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本来有一套颇有效的考核和奖惩官员的制度，却由於“高度自治”无法在香港实施。於是香港特区政府逐渐变成一众本地政客的嘉年华，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开心好愉快好惬意好舒服的日子哈哈哈......
所以我们看到，在前面四任特首中，比较敢想敢干，愿意积极做事的反而是第一任董建华。这正正是因为董出身富豪，不存在（或较少有）对后路的顾虑。但董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他开始时对反对派存在幻想，犯了“政治幼稚病”，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开明和宽容化解对立，创造和谐共融的模范社会。他热爱香港，希望香港保持竞争优势，因而推出一个又一个宏伟计的设想：数码港，中药港，等等。然而他不懂得实现这些设想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和配套措施，更不明白，除了他一个人积极以外，一众港府官员和职工早就是一班嘻嘻哈哈只顾过好自己小日子，给自己留后路的庸俗小市民。因此，就算他想好了实施条件和配套措施，面对的也只是各种推诿卸责磨洋工，根本不可能落实。
到了第二任曾荫权的时候，这种政府官员“嘉年华”的状态更加明显和恶化。曾本身就是典型的这种人，而他最信任最老友的许祀仁，更是一名大贪。曾不敢大贪，也勾搭不上顶级富豪（人家关系直通北京，根本不鸟他），只好找些新晋富商和次一级的资本家来勾结，从中贪些小便宜。
第三任梁振英，口号叫得响，同样的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在中央支持下挺过“占中”危机，我看不到他究竟有何实在的政绩。第四任林郑月娥，或者相信她会比曾廉洁，也比梁务实肯干，但在早已定型的香港官场“嘉年华”文化下，她又能干出多少成绩？实在不敢高估。
至於王先生设想的那些“绝世好方案”，是要排除万难，勇敢面对各种咒駡和诋毁，甚至准备迎战可能出现的管治危机（例如反对派借机煽动闹事）才能实现的。纵使林郑本人能，她的手下也绝无足够的胆量和担当，所以也就是说说而已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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