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管小事，主要是平庸、笨拙、懒散和墨守成规的小官所致》甫发表，便收到LK君在留言版的意见：
「非常同意王先生所言，香港的无奈和可悲是：要撤换平庸、笨拙、懒散和墨守成规的下属，起用有能力及有相同或相近理念的人代之，实际上难以实行，因香港缺乏足够人才。
当然，有很多人会不同意王先生和本人的看法，认为是王先生和本人要求太高或不合理，而不会承认自己能力不足。这些人为何有这看法，心理学研究解释这是一种「达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Dunning及Kruger是两位心理学家，他们从研究发现：能力欠缺的人在认知上存有偏差，无法意识到自身的无能，不能准确评估自身的能力，而自以为是和高估自己的技能（It is a cognitive bias in which people of low ability have illusory superiority and mistakenly assess their cognitive ability as greater than it is. The cognitive bias of illusory superiority comes from the metacognitive inability of low-ability people to recognize their lack of ability; without the self-awareness of metacognition, low-ability people cannot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ir actual competence or incompetence.）」
我在2009年初曾言：
「过往十余年，香港雇员的素质江河日下，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工作态度，普遍都十分低落。稍为像样的人才很缺很缺，做老板的，要付出很高昂的薪酬才可将他们收归己有。再说，请到了，这些人才亦不一定会久留，他们对公司的规模、声誉、工作环境和配套人手都要求奇高，中小企业不容易满足他们。
请不起或请不到合格的人才，而被逼用次选，就得忍受较差的工作素质。许多工作，如果不具备某种条件，你就做不来，丝毫不能勉强。合格与次选者素质的差距影响所及，许多时候不是员工的优与劣的问题，而是企业的成与败，生与死。不想企业败、不想公司死的上司或老板怎办？只有一个选择，如果他们自己能干就得自己干！不用说，这样做就意味著此等上司、老板部份或完全放弃了抬头望路的角色，而沦为低头拉车者，完全违背了盖茨的管理哲学。这种情况，对一位高明的管理者是十分痛苦的，但无可用之将，复无可用之兵，形格势禁，奈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LK君和我当时的看法不谋而合。
我在《大官管小事，主要是平庸、笨拙、懒散和墨守成规的小官所致》认为高官(包括特首)或高管「最佳的做法是撤换一切平庸、笨拙、懒散和墨守成规的重要下属(因为改变他们不是不可能，就是极难极难及需要极其迈长的时间)，而起用有能力及有相同或相近理念的人代之。在香港政府现行的体制、制度和传统下，这种撤换实际上不可行，有作为的高官唯有不时亲力亲为，这是香港的无奈和可悲」，这个看法遗漏了LK君的观点和自己9年前部份的观点，有点冤枉了高官或高管，他们面对的不光是撤换难，还面临人才极度不足的大问题，既无可用之将，复无可用之兵，唯有对「平庸、笨拙、懒散和墨守成规」的下属包容，因为他们可能已是次佳之选。
这是香港的更无奈和可悲。
香港雇员（公私两营）的素质江河日下，始於二十多年前，可谓古已有之，至今变本加厉，可谓於今为烈。
1991年，香港的GDP是国内的25%，至2015年，GDP已急剧下降到国内的2.7%。这个下降，除了因为内部争拗（特别是立法会内部及立法、行政之争），还因为上文所提的人的素质江河日下，人才极度不足，导致香港政治、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不但跑输给国内一日千里的一线大城市，亦大幅度跑输给新加坡和澳门，这两个城市在1991年是大幅度落后於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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