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就一件事，不管大小，最要紧是解决两个问题：做甚么（what to do）及如何做（how to do）。
梁振英说政府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解决了「做甚么」，但他没有提到「如何做」去落实目标，看来他和智囊不是仍未想出具体做法，就是已想出，但不方便透露，有些事是只可做不可讲的。
在国内，一党专政，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权合作，都听命於党。这样的政治架构，要不争，比较易办。权力都集中於党及党内要员，纵使党内分为两派，各有不同意见，只要有足够权威的最高领导人（例如毛泽东、邓小平）一声令下，纠缠於争论的两派便会立刻收声，按指示把力量投放到指定目标。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一定有，但整体还是执行政策居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及在军政行动上的优越性。
在香港，奉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架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没有最高领导驾御一切这回事。行政长官是行政系统（也就是特区政府）最高领导人，但他的系统所推行的政策受到立法会及法院两大势力的制衡，行政系统权力很大，但不可以唯它独尊，为所欲为。行政长官及高官所受的掣肘主要来自立法会，掣肘之大，有时可用施政被瘫痪来形容。妙的是，在立法会内，行政长官和高官所欲颁布的政策往往得到立法会内占多数的建制派议员的保驾护航，但受制於现存的议事规则（竟可以包容无休无止的「拉布」）和在立法会占少数但多於三分之一议席的泛民议员所握有的重大议案否决权，他们的施政能耐都被半废武功。这是香港政局的真实写照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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