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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會員專欄

機率分析「校本管理」是否存有漏洞?

 

浪子心聲

2019年4月15日
沙田呂明才小學去年被揭發遊學團帳目混亂,由校董會成立的獨立調查小組向教育局提交報告,確認遊學團有違規及不恰當的做法。教協召開記者會反駁指,教育局於2018年底回覆指沙呂小的聘任及晉升安排「極不理想」,但並無糾正該校做法,繼續由該校法團校董會「校本」決定。教育局則即日回應對教協以個別情況推斷「校本管理」存漏洞並不公允,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常表示政府對學校監管「行之有效」。筆者認同若單以「沙呂小學」一事件判斷「校本管理」是否存有漏洞或「政府監管」是否失效,有點武斷或對教育局並不公允,大家不如嘗試用「科學方法分析」,可能更容易瞭解情況。

在分析前,大家一起上一堂「通識課」,由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給大學生的演講,內容為「如何利用科學公式和原理來解讀人類從誕生到老死的各種行為關係!」,當中包括使用「邏輯運算」、「真假值表」、「機率」、「貝式定理」、「量子力學」等等,有興趣的可在Youtube上觀看整個演講。本文嘗試使用柯教授在「機率」的觀點,分析香港的「校本管理」是否存有漏洞?首先復述柯教授的機率內容,他先提出一條「機率問題」:

一班50個學生,同學們以一個橫排坐的話,兩位同學連續三次上課都坐在旁邊,機率是多少?

柯為何問這題目,因為當他在臺大醫學系當老師時,有一次上課他發現,奇怪有一對男女生,連續三次上課都在隔壁,雖然他們倆個都在不同的地方,就坐在旁邊,柯就認為他們一定有關係,為什麼呢?柯以「機率分析」,一個橫排50個人,剛好坐在隔壁的機率是多少,若大家沒忘記中學的數學,答案是25分之1,即是1/25;若連續三次,1/25的三次方,機率是多少?是0.0064%,是非常非常之低,所以柯就認定他們一定有關係,為什麼?機率實在太低了。

柯認為科學是一個專業、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像這個例子看了三次,這兩個男女同學一定有問題,為什麼不是亂猜的,因為用科學的知識,就知道他們沒關係的機率實在太低了。這個機率太低要講一個概念,什麼概念,隨著重複的次數,機率下降很快,一次我還不敢講,兩次,機率實在太低了,到三次幾乎不可能,太低了,所以柯就好有把握認為這男女同學一定有關係。

除了以上的例子外,柯認為在做一個判斷的時候,不能夠很快的大概估計它的機率是多少,因為在統計學上有一個概念,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世間絕大多的狀態都是常態分佈,但當大家遇到「不正常」的情況出現時,就要小心,因為常態分佈機制下能跑到兩個 Standard Deviation 外面機率是很少的。在統計學上,什麼叫不正常,不正常的機率很低,但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機率很低的情況出現時,我們要有兩個思考,(1)它是某一個機制下出現機率很低的情形,或者(2)是它根本不是這個機制的。

作為一個人類,在現實中有時候蠻難克服去接受「根本不是這個機制」的事實。舉個例子,如一個女生跟人家約會,男生遲到一次、兩次、三次,女生常會說他就是有事啦,他就是有困難。其實,坦白講,因為他不喜歡你,因為女生一直在想說他就是這個機制(他喜歡我),「遲到」只是出現機率很低的情形,其實另外一個可能是什麼,他根本就不是這個機制,而是另一個機制(他不喜歡我)。柯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愛情騙子每一次都會成功,男方每次都騙你說你是例外的女子,你不是例外,他根本就是機制不一樣。

回到正題,雖然在過去兩年,香港中小學校,不斷出現校政混亂問題,如「興德學校」的「影子學生」、「沙呂小學」的「帳目混亂」、「東海小學」的「林老師身穿紅衣在校墮樓」等等,但香港教育局不斷對公眾及立法會議員強調「校本管理」推行多年, 整體運作暢順;又表示,法團校董會有不同機制直接聆聽教師意見,近日更強調教育局對學校的監管是「行之有效」。

基於柯文哲的機率分析,以教育局所說的機制是「校本管理是行之有效」,因此出現校政混亂情況是「不正常」,出現機率應是非常非常之低,尤如這兩位男女同學連續三堂課坐在一起。但現實是近月還不斷有新的校政醜聞被揭發,令人感覺我們的教育局是否像這位女生的例子,不能接受「他不喜歡我」的機制呢?如果教育局還想大眾認同「校本管理是行之有效」的機制,請用科學分析對大眾解釋,不能尤如這女生的謎思,男生遲到一次、兩次、三次,他就是有事啦,他就是有困難。請教育局認真考慮根本就不是這個機制,而是另一個機制,「校本管理」存有漏洞及監管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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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正常 2019-04-15 11:26:52
非常認同老師投訴校長絕對是不正常,這基本上是以下犯上,從前真係未聽過老師會投訴校長,講得有道理,香港真係可能是實行了校本管理後,才出現老師投訴校長的情況。




2. 教育局 2019-04-15 11:44:59

沙呂小風波 教協斥發警告信無正面作用 教育局:指責與事實不符

2019年4月14日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去年被揭發澳洲遊學團帳目混亂,由該校校董會成立的獨立調查小組向教育局提交報告,確認遊學團有三項違規及不恰當的做法。

教協今日(14日)召開記者會反駁指,教育局於2018年8月底回覆指沙呂小的聘任及晉升安排「極不理想」,但並無糾正該校做法,繼續由該校法團校董會「校本」決定。教協同時質疑,教育局向法團校董會發警告信的做法毫無正面作用。

教育局今日傍晚回覆《香港01》查詢時表示,教協的指責與事實不符,局方對此十分失望,又強調當局一直嚴肅處理並緊密跟進所有接獲的投訴,又指以個別情況推斷「校本管理」存漏洞並不公允。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沙呂小)去年10月爆出澳洲遊學團帳目混亂事件。(資料圖片)

教協今日表示,於2017年曾接獲沙呂小10多位教師投訴,並於同年12月4日致函教育局反映問題。教協指,教育局於2018年8月底回覆,沙呂小的聘任及晉升安排「極不理想」,但無糾正該校做法的切實行動,其他投訴事項仍交由該校法團校董會「校本」決定。

教育局於在本年1月底向沙呂小法團校董會發警告信,但教協質疑,發信警告的做法毫無正面作用。

教育局回覆查詢時批評,教協的指責與事實不符,對此十分失望。教育局指,在2017年12月接獲教協轉介的投訴後,局方人員曾與教協代表及投訴人會面了解詳情。調查期間,教協、投訴人和不同人士不時提出新的指控,涉及範圍更廣泛,就此教育局曾到校進行直接調查。

教育局表示,調查結果顯示,部分投訴不成立及部分個案已確定學校違規,就此1月已向法團校董會發出警告信,及向涉事教職員採取相應的紀律行動。教育局分別於2018年6月、8月及2019年2月,就已完成調查的投訴透過教協回覆投訴人。

教育局:調查報告有關遊學團發現與當局結果大致相符

教育局指,學校管理層已確認其不當行為,亦向當局交代向涉事教職員採取紀律行動的詳情。教育局表示,調查報告中有關澳洲遊學團行政程序及財務處理的發現,與當局早前完成的直接調查大致相符。

執法機構正處理部分有關澳洲遊學團的投訴,教育局將會視乎其調查結果再作跟進。

另外,教協引述消息指,法團校董會在討論部分重要議題時,要求教師校董、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避席。1月底教育局向校董會發警告信後,教協獲悉,所有校董被要求簽署保密協議,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所有校董被嚴厲地告知,有關協議是由律師撰寫,不得透露會議絲毫內容,違者要負法律責任。」

教育局:以個別情況推斷「校本管理」存漏洞並不公允

教育局表示,就近期有關法團校董會會議的指控,局方已與學校了解及跟進。最近教育局正式收到有關投訴,並已按既定程序作出跟進。局方又強調,若單以現今個別學校管治問題,便推斷「校本管理」政策存在漏洞,並不公允。

3. 垃圾教育局 2019-04-15 12:52:57
痴q線架,漏洞不嬲都係個別情況架啦,經常出問題嗰d都唔叫漏洞,垃圾教育局
4. 【老師壓力.一】 2019-04-16 09:35:07

【老師壓力.一】做到崩潰是常事 現職老師:不要妄想學校會幫你

2019年4月16日

周末下午,阿凝(化名)帶我們去她家,一邊行走一邊漫無邊際地聊天。她的眼神堅定,但底下的黑眼圈卻洩露了疲態,聲音有點沙啞,原來前一天她剛帶完歷奇訓練營,玩攀岩、高空游繩,學生玩得盡興,她則一身疲憊。「年紀再大一點,我想像唔到遇上這種要吊上吊落的活動,仲能唔能夠參加。」青春都耗在教育工作上,她好像從沒停下來過。

阿凝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中學時喜歡上文學,大學時修讀中文,畢業後投身教育前線,希望將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傳授下一代。學院老師常言,要用愛去感化學生,又說只要教書教得好,學生就會聽書。第一年教書,她被學生侮辱,被罵「八婆」,回到屋企便喊,原來許多事不是一個愛字便能解決。學生上堂放飛自我,與老師爭奪課室的控制權,她逼迫自己學會堅強,原來教書教得好並不足夠,許多時候更要有一點手段。

八年來,每天迎着晨光出門,走出校園已是黃昏,回到家累得什麼都不想做,有時趴在梳化上睡着了,天未光起來洗個澡再出門。工作一年比一年多,兩年前的一天,她的腦袋好像失靈了,工作像跑馬燈般一直閃過,一出門只想返屋企,覺得24小時都不夠用。「我已經遊走於抑鬱的邊緣,如果再陷下去,一定會有抑鬱。」她如此說。

坐在旁邊的阿誠(化名),默默點頭。兩人都是老師,三十出頭,結婚兩年多,想過生小朋友,但有返工冇放工,「都係得個講字」,阿誠望着眼前凌亂的客廳輕嘆。家裏空間不大,桌上的書堆成小山,地上放着手袋背包和好幾袋舊物。唯一的房間也是雜物處處,床上是一片衣服海,阿凝解釋:「之前晾在客廳,但你們來,就搬入房。」就像小朋友將東西收起來當作不存在似的。房子雖亂,她強調有做基本清潔,堅持在我們來之前吸一次塵。

教學挑戰多 期望落差大

身邊有不少老師朋友,每次見面總是分享學校的奇人奇事。有些是校長難纏,叫老師「美化」樓梯底的天花板,又要求他們在幾日內籌辦展覽;有些是查簿、觀課多,每次查簿都查得極細緻,連改簿格式都要統一;有些學校為提升形象,搞海量活動,老師周末都要帶活動,放假便帶交流團,常常累得不似人形;亦有麻煩家長常常「追擊」老師,一個電話分分鐘講上一個鐘。最誇張的是,有朋友壓力大得每天返學前都會嘔,放學後全身起「風癩」,持續近半年,最後受不了辭職休息一年。許多年後他還是會提起這段經歷,說那是一間地獄學校。

「每間學校的文化、辦學理念、背景都不一樣,以致不同學校會出現不同的情況。」阿凝說。他們在入行前已知行業生態差,而新手老師面對課業、教學等挑戰,期望落差大,更是容易被觸動。她入行那年,恰逢舊學制過度至三三四之際,教師需求大,工作量也大。入職第一年,她被安排教中文、中史、普通話,中文教中一、中三、中四,中史教中二,普通話教中一、中三,牽涉七個班級,每天單是備課便要花好幾個小時。學生操行差,講粗口、丟東西、推翻枱面是常事,每天上課要花許多時間處理秩序,教學進度落後了,壓力隨之而來。「我第一年教書教得很不開心,但之後慢慢習慣了。當然也有老師被困擾得不能自拔,你想想,被學生鬧兩個星期,日日鬧你八婆,日日在你面前扔東西,你每堂課都上不了,每天都因為這些事找支援老師,你會不會崩潰?」

課外活動多 一人兼多職

一年後,她轉到另一間學校,學生秩序改善了,但課外活動極多,一人要身兼多職。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普通話組主任,訓導組副主任,更常常要帶課外活動,有時會不禁問:「究竟是一開始有這麼多崗位、要做這麼多工作,還是大家覺得你做得幾好,才讓你做那麼多呢?」能者多勞,真不公平。表面上訓導老師管理秩序、處理學生操行,但她要帶風紀隊,要安排訓練營,「這些本來是課外活動組做的,但課外活動組又會覺得他們是幫大家統籌及規劃全校的課外活動,是行政工作,實際執行要全部老師分來做。」

學校要收生嘛,又不能以成績招到學生,只能用活動吸引家長,好似好開心,又多活動又有交流團,讀書又不太差,傻啦,玩得多成績自然會差。每個人的容量都有限,又要讀書又要體驗,是不可能做到的。等同你要我教書,但又要搞好一個活動,我的時間是應該拿去搞活動還是教書?

到底一間學校可以搞多少活動?以一日計算,星期一至星期四,放學後有各類體育、音樂、朗誦訓練、補課補底班,偶有交流團接待等;逢星期五下午,許多學校都安排其他學習體驗活動,譬如做義工、搞講座、宗教分享、制服團隊練習等。「假若學校有60個老師,每兩至三個老師負責一個活動,一星期可以有30個活動,而星期五平均有10個活動同步進行。」

老師這時便化身為活動統籌員,三、四個月前開始物色機構、報價,活動開始前三個星期跟對方溝通、協調、找學生參加、出通告,更遑論同一時間不只一個活動進行。「一些友好學校、團體會突然想辦模擬考試,問可否派20個學生過來,但他們可能兩個星期前才通知你,你便要在兩個星期內找20個學生。誰去?死士喎。你可以想像,未必可以輕易搵到人。」

以海量活動營造愉快的學習氛圍,是不少中下游學校的招生手段,亦是教改後產物。全方位學習是教改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局長李國章於2002年曾說:「全方位學習以學生為中心,提倡讓學生在真實情境脈絡中進行學習。切身的體驗、開放的學習環境,不但增加學生的投入感,更有助學生培養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掌握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從而實現課程改革全人發展的目標。」

盲目搬理論 快樂考DSE?

全方位學習又被稱為多元化學習體驗,在教育局眼中,「坐定定」上堂不夠多元化,要加強參與及體驗,譬如教中文,不應只有死板的講書、背誦,可以透過朗誦詩詞來感受意境。「但我覺得不是每個學生都需要去體驗,他們也未必喜歡這種體驗。」她一唱,他一和:「以前是你想玩就玩,不玩就不玩,現在好像在『捽數』。」

過多的體驗,老師有負擔,學生也受苦。阿誠很記得這一幕,三個學生「被成為」合唱團成員,有一天音樂老師來找人,一個躲在柱後面,一個躲到班櫃裏面,一個躲在老師枱下,躲在枱下那個扯着他的褲腳搖頭。「講起得啖笑,但你可以想像,這樣的事無日無之,全部都是臨時拉伕,校長還說要攞獎。」

搞這麼多活動,真的為了體驗?阿凝搖搖頭,說:「學校要收生嘛,又不能以成績招到學生,只能用活動吸引家長,好似好開心,又多活動又有交流團,讀書又不太差,傻啦,玩得多成績自然會差。每個人的容量都有限,又要讀書又要體驗,是不可能做到的。等同你要我教書,但又要搞好一個活動,我的時間是應該拿去搞活動還是教書?學校搞那麼多活動,不是不好,假如你真的覺得很重要,那便減輕學生的讀書壓力,不要只為了『捽數』。」

她透露,有學校甚至誇張到將學生拿到的獎項收集起來,寄到他母校,讓校長知道原來小朋友有不錯的發展,進而鼓勵其他學生入讀這間學校。

恰恰亦有不少家長推崇這種學習模式,他們認為傳統學習為小朋友帶來壓力,希望學校可以多點活動,更多元化,可以讓不同的學生發揮潛能。「Happy School」(愉快學習)由此而生,成行成市。但體驗式學習可以帶來愉快學習環境的前設是,學生要喜歡這些體驗,並在自由的環境中實踐。以芬蘭為例,不設評估,學校沒有等級之分,社會不以成績高低來分流學生,老師用同一套標準去教書,學生在每間學校接受的教育都一樣。「香港有評估,如何可以愉快地考DSE?」阿誠說得更直接:「大家只是盲目地將外國理論搬過來,家長又覺得愉快學習好好,你會不會在中六時還跟學生說愉快學習就好?」

提起東華三院,我只能說他們最近時運低,這些情況日日都發生。近期有傳媒報道,兩年走22個老師,我舊校是一年走22個,高峰期試過一年走30個,是連續幾年都這樣。兩年走22個老師,當然有問題,但這個問題大家今天才恍然大悟,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那大家也真的活得太不知不覺。

面對收生不足,除了以活動、Happy School作招徠,不少學校更選擇收非華裔學生及跨境生。菲律賓、巴勒斯坦、印度,甚至非洲裔學生都有,「試過有學生,不會中文,不會英文,我有想過要不要去學下埃塞俄比亞語。」不多,一間學校收幾個,已經足以讓老師崩潰。「大家都用中文材料,我要特別做一份英文教材,為一個人。」當跨境生、非華裔學生與本地生共冶一爐,可以想像會出現什麼亂象。「你不能期望每個老師兩文三語皆精,說着很普通的普通話和英文,課堂很難運作。我們可以預視,這個情況無限滾下去的話,老師的工作量只會不斷增加。」

家長如顧客 學校欠支援

在兩年前的婚禮上,他們提到,畢業後的這些年,好像沒有怎麼出去玩過。即使結婚後,大家依然忙碌,回到家七時多,她忙着煮飯,他則攤死在床上。「你看我們侃侃而談,是不是不太感受到壓力?」阿凝忽然問。除了那一身掩飾不了的疲憊感,確實看不出他們有多大壓力。說話有條不紊,在吐苦水的同時還能互相吐槽。她投訴他總是記不住她的日程,他則辯稱她的工作多到很難記住。「今日仲有兩疊簿要改。」她突然記起。已經下午五時了。「改得切嗎?」記者忍不住關心。「可以的。」說沒有壓力,誰信。

兩年前莫名其妙陷入低潮後,阿凝學會放下執着。她很理解為什麼有老師不堪受壓,「崩潰是很正常的」,但她不認同將責任推向校長,「我覺得造成這個局面,不能說只有校長有責任,因為校長之上有校董會,校董會照樣『捽數』,校長只是僱員。政府有責任,教育規劃太過短視。家長有責任,許多家長不太孭得起教育小朋友的責任,有些很放任,有些則很迷信,認為Happy School可以解決問題,但又不去查證那是什麼,不太了解現今的教育制度,亦不知道自己想小朋友怎樣發展,有些甚至當老師是保母,從小帶小朋友到playgroup,升到中學,也當自己是顧客,覺得這是政府的服務。教師也要自強,要理解目前的環境就是這樣,如果情緒不妥當,就要尋求幫助,不要諗住學校會幫你,沒可能的。」

阿誠更是一針見血:「提起東華三院,我只能說他們最近時運低,這些情況日日都發生。近期有傳媒報道,兩年走22個老師,我舊校是一年走22個,高峰期試過一年走30個,是連續幾年都這樣。兩年走22個老師,當然有問題,但這個問題大家今天才恍然大悟,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那大家也真的活得太不知不覺。」

我們的高官很抽離地說,教改沒有問題,如果不喜歡這個遊戲,可以離開這個廚房。事實上,阿凝早幾年確實想過轉行,更為此修讀了教育心理學碩士,只是後來覺得教育心理學家主要幫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做評估,每天跑學校處理個案,接觸小朋友的機會有限,相對前線老師,影響力較小,而她始終不捨那一張張讓人又愛又恨的稚氣笑靨。

她說:「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某程度是因為還有一點使命感,雖然現實不似《爭氣》或《五個小孩的校長》那麼戲劇性,但我們每天都接觸小朋友,他們的變化可能是十多二十年後才感受到。如果十多年後,他在某個地方生活得很好或找到他想做的事,你已經幫了很大的忙。你做老師,不要期望會見到很多賺人熱淚的故事,但若果你做好自己的角色,可以對學生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5. 【老師壓力.二】 2019-04-16 09:36:44

【老師壓力.二】教育界成修羅場 教師工作瑣碎無盡頭

2019年4月16日

自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女教師自殺事件後,網上不少回應都直指教師薪高糧準,工作清閒,是絕世好工,質疑教師受不住壓力是抗壓力太低,或受情緒病影響。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近年學校成了外人難以了解的修羅場。

「不能承受熱度的,我很抱歉地說,他們需要離開這個廚房……如果有人不喜歡這個遊戲,又或者覺得手中的茶(教改)不是他想要的,便需要離開這個『廚房』。」─作為推手的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在2000年推動教改時對傳媒如是說。

這次,讓我們步進「廚房」,感受廚房裏的「熱度」,一同捧起那杯「茶」,看看「廚子」沒有離開「廚房」而選擇死在「廚房」的原因。

(此為老師壓力系列之二)

許多時不保守的人都不會去教書的。老師出了名乖,保守,不出聲。

隨著教育制度近十年頻頻變奏,教師面對著愈來愈多的工作要求。如果你是一個老師,千禧年始入行,你會知道早幾年社會開始提倡線上學習(E-learning),你下了班改完簿。還得捧書夜讀,學習將朱自清<背影>中父子離別之情制成簡報。花了一個晚上,從網上找來橘子、車站與黑布馬褂的照片,結果學生看完還是覺得你的動畫特效沉悶了點──過了幾年,上司又說,線上學習已經老土了,現在「學習要走出教室」,你化身導遊,背熟了北京的景點,故宮有幾多座宮殿,第幾年打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到了假期年年都要帶學生鴨仔團到外地交流。

直到近年爆發學生自殺潮,上司說,不好了,為了令家長安心和下年的收生人數,我們今年要回應「快樂學習」(Happy school)的潮流,同事攪盡腦汁把畢氏定理與元素周期表變成精彩的歌舞表演,你在中文課上也不得不雜耍上身,學生笑是笑了,但同事向你抱怨到了考試,學生照樣忘記「銪」之後是什麼。這時,校長把你叫進校長室,問你為什麼這次的期末考,學生的中文成績又退步了,問你對今年公開試學生的成績有多少拿握。

你說不出話來,當初的春風化雨,桃李滿門成了美麗卻空泛的詞語,你忙於應對不同的教育法,校長常常叫你進房,又查簿和監堂。你發現不止學生受苦,你亦苦不堪言。為什麼社會既要求學生快樂,卻又連他們考少一分都斤斤計較?

小題:行業風氣保守 教師鮮談權益

以上是許多老師投身教育界之後步步走來的心路歷程。

田方澤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的副會長,在中學擔任通識老師已經八年。教協設有一條關心教師專線,上世紀九十年代熱線剛開通的時候,一年約有百多宗求助個案,然而,近年教師自殺人數雖不斷上升,熱線個案數字卻下降至單位數,一年也收不到十個電話。

「可能是近年外面已經有許多輔導機制,於是熱線就少了人打來,而且香港打工仔的確很少會公開批評他們的職場環境。香港教育界又特別保守─不保守的人都不會去教書的。老師出了名乖,保守,不出聲。我以前試過為記者找一些合約教師談談合約教師的問題,就算講明不出名不出樣,加上變聲,都沒有人願意去做訪問─老師就是這樣的工種。」他苦笑。

在八年的教書生涯中,他自言最辛苦是頭幾年,既要準備教義,又要去策劃課程。他試過去聽曾繁光醫生做主講的處理壓力講座,「但真心的,你別叫我去聽這些講座,我就沒壓力─現在老師面對最大的壓力其實在於我們的工作量,就算現在在學校設立一個駐校負責老師情緒的輔導崗位,我想同事也未必會去求助,大家都寧願早點下班,早點睡或是陪陪家人。」他嘆說。

雜務瑣事繁多 教師不止教書

那麼,到底一個老師的一天是什樣呢?假設你並不是學校的中層管理人員,而只是一名普通教師的話,早上八時前就要回到學校,準備當天的課,到早會完了,又是上課時間,老師一天一般有五至六個節課,變相只剩兩堂空堂時間處理雜務。「雜務有很多,一時要籌備活動,學生有事又要致電家長,提前備課,處理文書工作……碰上當值周,連那兩堂都要巡樓,你可能要把一切擠到小息或午膳時間去做。其他不說,就算簡單如收回條,收錢、找錢都可能會花上好多的時間。」田方澤說道。

真的,別覺得老師一天就只有備課、上堂、下課。他說到了小息,可能要找一些學生個別交流,上課又不一定準時落堂,遲了落堂,又少了幾分鐘,「到了午膳時間飯都未食,就要去追學生補默補測,東西沒完沒了,一天到晚壓在身上。到了放學,你又會有活動小組要顧,可能有學生找你談天,問你問題,一談就都五點了。放工?當然不是,五點過後,才是開始,你才可以坐回教員室改簿,準備教具。有同事返七點,之後做到七點,回到家就可以休息?吃完晚飯,之後又是改簿。」一旦遇上考試,老師便得加班出卷,考完試又是一輪入分,之後是校長查簿與監堂。

「時間表就是這樣被瑣碎的東西填滿,許多時到了星期六,老師還是要回到學校,有時是家教會開會,有時是學生賣旗日,活動小組什麼的─之後與校長一個月開一次月會,科主任要求開一周一次的周會,如果你是行政人員,若干星期又要開一次會。」細數起來,老師的工作雖然看似瑣碎如沙石,而堆起來卻是一塊巨石,叫人人做到一臉死灰。

學校企業化  優質教育變優質管理

在教育改革之後,學校的企業化傾向愈來愈明顯,政府與辦學團體以「優質管理」取代「優質教育」,局方精簡了中央教育與學校行政架構,不停量化教育,設定不同的指標,把管理學的手段引進學校。

結果學校就成了一所商業機構,校長作為機構的掌權人為怕被殺校縮班,目光時常都不得不放在收生人數與公開試成績之上,同時,教育局為了評估推行校本管理後的學校與教師表現,又制訂了一套表現指標及自評工具,以「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與「學生表現」四個範疇,進一步列舉出不同的評分標準,以評估學校表現與教師質素。

以輕生女教師所屬的李東海小學為例,該校教師每年需要接受共20項校方評估,當中包括「勤勉」、「幹勁」、「工作產量」、「擔任課外活動的樂意程度」、「提供建設性建議的能力」、「判斷能力」、「在壓力下表現的能力」、「對學生關懷」及「與家長的聯繫」等各種標準。這種KPI(關鍵績效指標)評估方法,過往套用在財政與行政事務之上,為數據化管理的工具,以作為量化與質化某時期表現的指標,如今被生套在教育圈裏,被視作管理的手段。

做教育很難有確切的績效,有些老師教書雖做不到一百分,卻願意花許多時間去關懷學生,並和他們一起成長,這些表現卻很難在報告裏記錄下來─一些你們覺得很春風化雨的故事是沒法寫進去的,相反最容易被量化的是什麼呢?就是你總共看了幾多個個案、個案是什麼種類,是特殊需要學生還是有家庭問題的學生……

田方澤認為,教育的好壞很難以此方式評估,「做教育很難有確切的績效,有些老師教書雖做不到一百分,卻願意花許多時間去關懷學生,並和他們一起成長,這些表現卻很難在報告裏記錄下來─一些你們覺得很春風化雨的故事是沒法寫進去的,相反最容易被量化的是什麼呢?就是你總共看了幾多個個案、個案是什麼種類,是特殊需要學生還是有家庭問題的學生……」他感嘆。

只要為了學生 什麼都得去做

1991年,政府引用《學校管理新措施報告書》,書中套用了美、澳等地高效能學校的優點,期望將學校由「外控管理」轉變成「校本管理」。然而,推行校本管理之後,學校雖因「學校管理新措施」(SMI,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得以有更大的彈性使用政府投放的教育資源,表面上更傾向民主,權力下放,然而,其實校本管理是政府商管文化的延伸,教育局與學校的關係由「夥伴角色」變成「監察角色」。校內教師亦因而需要完成大量的文書報告工作,當中涉及年度報告、中期報告與周年檢討等多份文件,大大加重了老師的工作量。

「這幾年,教協一直和政府交涉,希望政府可以開位,增加老師人手,但政府給我的感覺就是,按政府開支而言,教育已經佔好大百分比。如果以跟香港同樣發達水平的國家來說,他們的教育開支佔國家GDP 5%,而我們到了今日才有4.1%,當中有許多其實也只是短期性的一次過撥款,如果要和同樣發達水平的國家相比,香港教育資源根本就十分落後。」田方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