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智者能以小事大
大家听过「以小事大」这个故事吗?
齐宣王问曰:
「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
「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齐宣王问道:「同邻国交往有甚么原则吗?」孟子答道:「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於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於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
只要将上述「邻国」、「大」改为「中央」,「国」及「小」改为「地方(香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话,对香港该怎样处理和中央的关系,十分有启发性。
唯有有智慧及懂得谨小慎微地尊重、服从及礼数周到地服侍中央,地方才可以保持高度自治、繁荣稳定!
芬兰、新加坡的典例
二次大战后,目睹东欧各国沦为苏联卫星国,芬兰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芬兰人明白不能指望西方,而单独再打一仗亦结局可料。
芬兰精英遂走全新路线:「巴锡基维主义」(PaasikiviDoctrine,巴锡基维是制定这政策的芬兰总统),即学者归类的「芬兰化」。芬兰承认自己属於苏联势力范围,确保外交政策不违背苏联国家利益,以换取苏联不在芬兰搞破坏、侵略,保存国内民主。因此,芬兰不参加北约,和西方关系疏离,基本上站在苏联一边,成了苏联和西方沟通的窗口。美苏破冰的赫尔辛基会议就是在芬兰召开。
为确保芬兰「不成为欧美的反苏基地」,芬兰内政上也自我审查。媒体不能传播反苏意识,反苏电影禁播,反苏书籍被图书馆移除。这是「尊重」苏联,但也是防止苏联以「苦肉计」制造事端。芬兰有不少亲苏政客,在苏联利益可能受损时就提出警告;要是选出强烈反苏领袖,苏方会公然施压,芬兰最终都屈服。这种关系到苏联解体及芬兰加入欧盟后才告终。
新加坡处於马来西亚及印尼两个强邻旁边,关系极为敏感,李光耀这个强人,生性好斗,对付异己绝不手软,喜欢说狠话,不怕跟人对著干,但李光耀言论无论怎样目无余子,都尽量不开罪马印两国;他在拉拢西方强国扶持,容许美舰在当地补给时,又凭藉身为华人杰出领袖的条件,与海峡两岸高层都保持良好关系,务实走其「亚洲价值观」的独特路线;就一个蕞尔小国而言,李光耀在外交领域的务实圆融,平衡著各种友好关系,利用一切有利因素,为新加坡争取到最大空间,确保了国家安全,在稳定环境中大力发展经济。
上述的两个事例,说明小国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都必须发挥以小事大的智慧,让大国接受小国的存在,并赋与发展空间。以小事大的最重要前提,是小国不去挑衅大国,勿让大国感到不舒服,能这样做,小国在大国之侧生存的情况才会出现。所谓小国不去挑衅大国,不光要求小国政府不以言行挑衅,还要求小国的民间和在野政党不去挑衅。
改土归流是中央统治边陲源远流长的政策
明朝的疆域有1,100万平方公里,直接统治的只有两京十三行省400多万平方公里,分布在边疆的700万平方公里属於羁縻统治的地区,由中央政府委任少数民族首领(土豪、土司)代为统治,中央政府不设行政管理机构。某些土司甚至设於贵州、湖南、云南等行省之内。
到了清朝,国土面积大大扩张,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蒙古、新疆、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大片土地都属於清朝管辖的范围。边疆地方土豪就不仅仅是云贵地区的土司了:新疆的叫伯克;蒙古的叫扎萨克,爵位有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与满州贵族的爵位一样;西藏的达赖、班禅和噶厦政府;东北地区的羁縻卫所土官等。名称与统治方式、土豪的权力与对中央政府的义务等都有所不同。体现的是清朝政府熟练的一国多制统治理念和手段。但在中华帝国大一统的思想底下,土司制度归根结柢只是一种权宜的、过渡性的自治制度。
清雍正二年,鉴於土司成为独立小王国日益普遍,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没能得到真正的贯彻,云贵、广西总督上疏请求全面改土归流。云贵川桂大大小小数百土司,要么乖乖交出政权,接受朝廷委任的流官治理,要么拚力抵抗,大军压境下投降被杀捕,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直接管治权回归中央(归流)。多次战役,死亡数十万人,不可谓不惨烈。不过数年间,全国土司大部分被废除(改土),改土归流大功告成。
「改土归流」统治政策源远流长(严格的说,不是明清以来形成,而是秦汉以来),它的形成,有内在的历史原因,有其汉族民族性和独特国情。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无论是一国多制还是一国两制,无论在国内的不同自治区还是香港,「改土归流」仍将是中央管治边陲地区的主流政策,「高度自治」恐怕仅能是一个临时、过渡性的制度。
港人不知感恩,屡犯逆鳞,完全不懂以小事大
「高度自治」可以维持多久,与自治区人民对国家的效忠、顺从程度和使用(说利用亦无不可)价值的大小等因素成正比。回归已20年的香港,还有多少时间可待?现今的香港,大部份市民(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国家的效忠和顺从,江河日下,香港在政经上对国家的贡献,更是今非昔比。可以预期,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必要时甚至由暗里走向明面)未来将会愈来愈紧,「高度自治」应该不会延续50年那么长久。
明清以来的历史证明,改土归流是常态,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土」的特例,是权宜的,回到「流」才是无可避免的大趋势。从蒙、藏、疆及云贵各地自治区在解放后不久就全面「改土归流」去看,中共中央是明清以来执行「改土归流」最快速最果断的政府。它居然肯给香港50年高度自治,那真是皇恩浩荡。可惜的是,不读历史的大部份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从不感恩。
回归20年,特区政府基本上臣服於中央,但香港人心多未回归,近年激进泛民政党、本土派及港独与中央对著干的事,愈来愈多,愈演愈烈。弱势的特区政府无能控制局面,遏制激进泛民政党、本土派和港独对大陆的挑衅,客观上就是香港经常挑衅大陆。不难看出,本土派及港独愈见猖獗,就愈加速中央下决心回到「改土归流」的传统管治边陲地区政策。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说中央愈有藉口结束一国两制而回到一国一制并改土归流亦无不可。
熟读历史,你自然不敢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令中央痛下上述决心或有上述藉口改土归流,提早结束一国两制。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