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用六四事件打击梁振英，何必？
(原文发表於2012年6月8日)
六四事件23周年，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於6月4日当日先后四次出入办公室，被等候的传媒问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梁一律采取回避态度。梁振英於六四事件发生后数日，参与刊登联署声明：「深切哀悼所有壮烈成仁的北京爱国同胞、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向文滙报全体员工致崇高敬意」，谴责中共当权派血腥屠杀民运学生，近年立场已转变，近来不但避谈六四，早数年更指当时下令镇压的邓小平应获诺贝尔和平奖。
对於梁振英的回避态度，候任办主任罗范椒芬为他辩解，认为他作为候任行政长官，在一国两制下不方便就某类(例如六四)问题发表评论。罗范椒芬说得有理，再说，中国现时的当权者迄今仍否定六四，香港候任行政长官是他们的下属，按照一般的管治原则，候任行政长官不应在公开场合采取与上司相违的政治立场。
说到梁改变当年的立场，那有甚么出奇，时间和经历会改变人，觉今是而昨非并不罕见。梁振英那样的立场转变，可能是他真心的思想变化，不可主观地视之为投机者或政治变色龙。在这方面，我亦是过来人，对六四事件的思想和立场的转变，有切身感受。
回忆23年前，由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至6月4日中央政府全面镇压学生运动为止，在那个多月里，我跟大多数港人一样，身在香港，心早已飞到天安门广场，整天都留意新闻报导，希望了解局势的演变，许多时候还彻夜不眠追看电视的局势报导。5月21日及5月28日，香港市民分别为抗议北京戒严及支持广场上的学生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两次大游行，参加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及150万。
两次大游行，我不但参加，还以中原地产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带领中原地产大部份员工全程投入，边高举各式横额，边大喊各样口号。第一次游行参加者要经历8小时步行才走毕全程，那是我有生以来历时最久的游行。
15年后，我尽管反对流血，但对镇压则多了几分理解和谅解。随著大量时光的流逝和激情过去，我开始用新视角来检阅那段历史，得出新的评价(见我於2005年1月28日所撰的《大仁、大勇、大智》一文)。我这些看法，肯定是香港社会中的少数异类，会捱骂。被骂我不会争论，政治大人物的千秋功过，谁与评说？邓小平的流血镇压，是功是过，现在争论意义可能不大，留待时间去证明吧！
必须指出，我对镇压的理解和谅解，不等於对广场上学生的全盘否定，我仍十分欣赏和肯定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反贪腐诉求。
重大的政治事件，争议性很大，每人想法各有不同，是很自然的事。泛民如支联会李卓人及传媒对梁振英近期避谈六四及近年改变当年对六四的立场而大力抨击或嘲讽，想将梁振英塑造为「出卖自己良心的特首」，是得不到大部份市民认同的，徒令广大市民觉得泛民及传媒缺乏包容、自以为是真理唯一掌握者和强人所难，及有利用群众情绪打击对手或反主流意识者之嫌，效果恐怕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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