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换概念，打著红旗反红旗
『我发觉自己的想法与老子的想法十分相近，例如老子说「无为而治」，即不要自以为自己甚么都懂，胡作妄为，应该顺应自然去做事。老板都自以为是，以为自己雄才伟略，指示某某要做这，某某做那，要下属贯彻执行自己的主意。下属的积极性会减低，整间公司便只余老板一个人动脑筋，其他人没有机会发挥。上面无为，下便有为，多一些空间给下属，他们反而做得开心，因为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就像自己的baby一样，自然想揍大它。我发觉用这种方法去管理一间公司活力大，适应能力高，员工开心。』
「无为而治」语出《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一句。此句意谓，道永远是不妄为的，然而又无所不能作为。「无为」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老子讲「无为」，自有其背景和用意。春秋时代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出现了战争、祸乱，出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剥削，出现了「危生弃生以殉物」、「以仁义易其性」的人的异化，社会的严重矛盾使老子有感而发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救治之方及「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无为」是出於「有为」的历史感而倡议的。
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都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陈鼓应认为：『老子「自然无为」的观念，运用到政治上，是要让人民有最大的自主性，允许特殊性、差异性的发展。也就是说，允许个人人格和个人愿望的充分发展，但以不伸展到别人的活动范围为限。对於统治者来说，「无为」观念的提出，是要消解独断意志和专断行为的扩展，以阻止对於百姓权利的胁迫、并吞。十八世纪西方就流行著一句口号：「最懒惰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时的政府，并没有甚么重大的事情可做，主要的工作只是替人民修修路而已。』
「无为」在《老子》有特殊涵意，并不是指甚么事都不干，而是指不胡作妄为。既然有「无为」，自应有「有为」这个对立面，但这个「有为」在《老子》通篇都找不到，是近人因应「无为」而创造的。这样，「有为」泛指胡作妄为，而不是一般字义的「有所作为」，胡适谓「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其意在此。
说老子反对有为，更恰当的说法是反对「有为」，有为加「」，是说此「有为」不是真的有为，而是妄为。老子反对的妄为包括一切暴政、苛政及好大喜功的冒进，尤其反对过度有为，妄求成大功大业於转瞬间。在老子来说，统治者不应做任何超乎客观条件之事，特别是战乱之后，推行无为无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最恰当不过的。
老子并不反对顺应自然、以利民为主的清明政治，「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与「无不为」并列，有利於民的一切作为都为老子所喜。
要确切了解老子的「无为」，要同时看到老子内心其实渴望清明政治，渴求统治者真正的有为。可以说，老子是无为其外，有为其中。孤立地去理解「无为」两字，很容易曲解其真意。
施先生口口声声说牺牲了老板（上级）的小有为，便可促成员工（下级）的大有为，看上去似乎亦是有为的拥抱者，但由於他的「无为而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疏漏，很容易催生整体的无为。可以说，施先生是有为其外，无为其中。
施先生说自己的想法和老子的十分相近，我看相同的只是大家都披上「无为而治」的外衣而已，内里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施先生是打起「无为而治」的红旗反老子「无为而治」红旗。可以这样说，同样的名称，施的「无为而治」其实是偷换了老子的概念。这次偷换，虽是偷老子而不是我的概念，但可窥施先生的惯技，值得陈列於此，以飨读者朋友。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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