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么我说，如果年轻的港独者稍读一点中国现代史，他们就不会在《中英联合声明》承诺50年不变的限期届满前的30年，愚蠢地提出讨论2047后的香港前途问题，尤其是提议把独立自决作为一个公投选项？
先讲一点香港回归的故事。
中国素来都视「统一台湾」为首要目标，在1979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本来是为台湾而设的，只是后来不得不先解决香港问题，才将此用於香港。
大家认识黄文放吗？黄文放是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於1982年参与长期主管港澳事务廖承志领导的五人小组，专责研究收回香港具体安排。
根据黄文放的回忆，直至1981年4月，中国政府对香港97问题还未作出决策，还期望英国不要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不要逼中国表态。相信不少人都知道，新界租约问题，是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主动向邓小平提出的，当时麦理浩要求邓小平，同意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有效期可以超越1997年，邓小平拒绝；同时，亦明确告诉麦理浩，中国对於97问题，现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国人不要太早提出这个问题。邓小平又说，到了1997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是中国收回，另一个是维持现状。但不管怎样，中国都会采取特殊政策，充份照顾香港的特殊情况，请投资者放心。及至1981年4月3日，英国外相卡灵顿勋爵（The Lord Carrington）访华，再向邓小平询问中国如何处理97问题，最后邓小平回应：「对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说更多的话」。事后，邓小平终於指示有关部门，研究香港问题。
黄文放解释，所谓有关部门，就是由廖承志，召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连同调查部（中国官方情报机关）、对外经贸部和中国银行，开会研究如何处理香港前途问题，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张以「澳门方式」维持香港现状――即中英两国确定香港主权属於中国，但仍维持英国管治，而港澳办则准备两个方案――收回香港主权和维持现状。随后，邓小平向廖承志说：「再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就都变成李鸿章，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垮台。」最后，廖承志领导港澳办及新华社香港分社草拟报告，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议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但要同时保持香港的自由经济制度，并保留香港政府的原有官员。到了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拍板，决定1997年收回香港。黄文放又提到，在上述的中央会议，最后赵紫阳讲了一句话：最衰是英国人，如果等中国国力更强大才谈这问题，不是更好吗？
之后，邓小平指示廖承志须在三个月内，交出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方案――即如何制定特殊政策，俾能做到既收回香港主权，又能维持香港的长期繁荣，从而继续为中国所用。1982年1月廖承志成立小组，研究上述政策，黄文放亦是成员之一。再后，北京确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方针，往后的事，都是众所周知了。
上述历史的核心意义是，中国直至1981年底，对香港1997年后的前途仍未作出决策，但不排除维持现状（即中英两国确定香港主权属於中国，但仍维持英国管治）。只是英国不知进退，一再忽略中国要求不要太早提出香港前途这个问题的警告，透过到访中国不同的政府高官频频要求中国尽早处理97问题。结果是适得英国人（可能亦是大部份港人）的反，中国於1982年决定收回香港主权。
回到现实，如果年青的港独份子现时起就不断闹事，要求中国承诺2047年后维持真正的一国两制，甚至公投自决，要求独立。从上述历史教训，中国最终的反应一定是提早结束一国两制，实施一国一制并重手镇压港独份子，以至激进的泛民。
试想想，1982年中国仍在崛起初阶，综合国力不大强，它已不肯在确定香港主权属於中国的情况下，让香港维持英国管治。让香港那样，中国最高领导视之为「再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就都变成李鸿章，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垮台」，现在年青的港独份子要求独立，亦即要求中国放弃香港的主权，那不啻是要求中国最高领导签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平等条约，要求他们成为卖国贼中的卖国贼，遗臭万年，要求中共付上可能亡党亡国的代价。中国肯饮这个超级苦杯吗？它有甚么诱因愿意这样做？提早结束一国两制，实施一国一制并重手镇压港独份子，以至激进的泛民，反倒是一个代价较轻、出师有名及对得起历史、国家和人民的抉择。
正如1979年至1981年英国的不知进退，港独份子和他们的同情者及纵容者的不知进退，他们要争取的，最终一定同样会适得其反。沉默的大多数，客观上是纵容了港独，最终一定反受其害，届时可别怨天尤人！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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