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角度看香港的崛起和衰落
我对香港的崛起和衰落的看法，与议员稍有不同。谨一并陈述於此供大家参考。
2000年12月18日，我於《香港经济，病在哪里？》中说道：
『香港经济过往那么强盛，是因为尽得该段时期的天时、地利及人和，但随著时间的推移，过往的天时、地利及人和，不是消失殆尽，就是大打节扣，严重地腐蚀著强盛经济的基础，香港经济焉能不病！
香港过往得到甚么天时、地利及人和呢？现在又是怎样失去的？
香港拥有优良的永不结冰的深水港，地处中国南大门，居亚洲诸国中心，南向太平洋，东接美加，地理环境的优越，是不言而喻的；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港人一般都聪明、拼搏、刻苦耐劳、学识不赖，中英文水平相当高，又颇能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再加上香港日益具备国际大都会格局，吸引了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精英来港投资、工作，尽得人和；天时就更不得了，45年至49年，国共内战，战乱驱使国内的资金人才纷纷南下香港。解放后，三反五反，逼使国内（特别是上海）资金人才进一步莅港。51至53年的韩战，西方封锁中国大陆，中国不得不倚靠香港这个渠道去进口战略物资，香港於是大发战争财。50年代末期，中国大搞「大跃进」，其后几年，天灾人祸，超过100万国内人民透过种种途径进入香港，为香港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为香港的工业创造了腾飞基础。65年至7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中国闭关自守，国内经济濒临崩溃边沿，但却为香港创造了无限商机。78年以后，邓小平开始大改革，开放经济，为香港庞大资金及人才提供了最好的出路，另方面，外国人要做中国生意，都得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光是台湾，每年就有三百万人次经香港进入大陆，香港从中得到的好处是十分巨大的。
不难看到，香港主要是靠发国难财起家的，但随著国内近20年的经济改革大成功，香港过往享有的天时渐次湮灭，香港中介地位一落千丈。不但这样，国内许多城市、地区还崛起成为香港的经济竞争对手，威胁有增无已，中国加入世贸后，短期香港还可享有某些随之而来的利益，但中长线去看，香港的处境会愈来愈困难。
香港新一代，人的素质下降得十分利害，普遍来说，思考力很差，急功近利，中英文都不行，不肯吃苦吃亏，轻视学习，再无父兄辈的优点，如何去面对有目标、雄心勃勃、干劲十足的国内年青人的竞争？香港过去刻苦能干一代的接班人何在？实可堪忧！
香港的地理环境，优越依然，但随著国内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深圳）的蒸蒸日上，以及中国进一步全方位开放，香港的地利，较之过去已相对削弱。
香港经济日差，其实是逐步丧失过往天时、地利及人和后的结果。丧失了过往赖以致富的优势，香港如仍想再站起身，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全盘反省，找出新形势下本身仍具的优势及现存致命伤，扬长避短（甚至补短），重新为自己定位。只有这样，香港经济才有机会再发光芒。』
2001年10月29日，我於《施政报告错失点滴（二）》中说道：
『（董建华）施政报告回顾香港过往成功要素，重申强调香港具备的许多优越条件，特别提到「香港背靠祖国大陆，连接世界各地，其他地方都羡慕我们这个独有的优势。而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地持续增长，既为我们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也催促香港加快进步」。解放以来迄今，中国与香港的经济关系十分微妙，中国对香港从来都是既补足扶持，又竞争，只不过有时以补足扶持为主，竞争为副，有时则以竞争为主，补足扶持为副。补足扶持或竞争，不一定是中国主观意志，而是客观形势使然。大体而言，78年以前，由於锁国政策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国对香港几乎完全是补足扶持，毫无竞争，这是香港最好的时光；79年至94年，中国开始经济开放，这时期以补足扶持为主，竞争为副，香港日子仍过得很好；95年迄今，特别是97以后，经济开放已见成效，发展一日千里，这时期以补足扶持为副，竞争为主，国内城市以三低一高对香港三高一低的压倒性竞争优势击倒香港，香港成了中国经济开放的祭品，日子开始难过，日后会更难过。背靠祖国大陆，以前的确是香港独有大优势，但时移世易，面对其强劲竞争力，香港首当其冲，背靠祖国大陆，不但不是优势，反而是一个负面因素，世事之吊诡，莫过於此。
我这样说，绝无丝毫挑拨港人不满国家之意，只是想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幸福不是必然的，过往香港的繁荣，主要是建立在国家的不济上，享受了半个多世纪借来的美好日子，以后要自求多福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几代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不惜抛头胪、洒热血，所求者何也？还不是追求国家富强！如果因为国家的崛起而造成香港的滑落，我相信明事理的港人会额手称庆多於怨天尤人。』
15年过去了，香港固有的优势丧失更多，它对中国的重要性愈来愈小，而港人（特别是行政、立法两会的尊贵成员和议员）只懂内耗，完全没有「全盘反省，找出新形势下本身仍具的优势及现存致命伤，扬长避短（甚至补短），重新为自己定位」。香港的经济转型，屡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成功的机会愈来愈渺茫。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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