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常有同道人....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於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於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就在中央档案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1个人。
然而，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1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於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於夭折。
至於“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於2000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於2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於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他们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谓“走后门”问题，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群衆对“走后门”的不满，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於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许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最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
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抚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
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彷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
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1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1个人能够取代他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
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
周恩来清楚，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5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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