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中大

　　人生的匆忙，只有回头眺望逝去的时光的刹那才有所体会。由於通讯技术的发展，搜寻引擎普遍使用，连离别了几十年的大学也开始传来久违的消息。其中包括了中国儒家思想的讲座，重新发现许多大学时代同学的名字现在都冠上了教授的名衔。

　　“辅导处把你的手机号码转发给我。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几十年没有联系了，你有时间，今天来大学一趟，晚上一起吃晚饭。”

 　　一小时之后，我在马料水大学站下车。久违的校园！

　　如果说久违的校园，是言过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由基督教的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和从中国大陆逃避战乱的一班国学大师创建的新亚书院合并而成。建校初期，今天的中文大学依然是空空的一片山坡，只有崇基书院的几幢教学楼零散的竖立在大埔道旁。我就读的新亚书院依然在九龙城天光道，校舍狭窄。三间学院的联合课程是在尖沙咀星光行的临时教室上课的。可能是这个原因，离校赴法留学以后每次回香港总缺少激情到新校舍走走。

　　“出了火车站，你一定会看到一个铜像。我们在那里见。”

　　多年前荒芜的山坡，今天是幢幢相当密集的教学楼。年轻的学生谈笑自如，没有中环人群急速的步伐。

　　“这铜像是六四民主女神…。” 香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许多人批评它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业海港，却曾经有一班穷途落泊的国学大师默默的把儒家灯火薪尽火传。作为回归后的香港，在神州大地被赶尽杀绝的西方民主思想，甚至神州大地避而不谈的六四学运却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每天和成千上万的年轻学子招手呼应。其实中共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激情中成立和成长，人生总有充满希望的激情年代，也有饱受坎坷生命煎熬的漫长岁月。

　　“我的心愿是这两年能够把唐先生的全部著作好好整理出版。” 朋友是哲学教授，唐先生指的是唐君毅。中大的新亚书院由逃避战乱的国学大师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在颠沛流离艰难中建校。但到今天，朋友感叹一脉相传的儒家思想后继无人。

　　“牟生尽他一生的精力试图把儒家思想和康得（Kant）哲学找到一个共通点。” 牟生指的是牟宗三先生。儒家思想到底是修身到治国理论的一个探索，和西方的形而上学难有相通之处。“到底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自强运动，中国所追求的是西方的治国理念和工业革命。国学是否和西方哲学有什么互动之处，以我的功利角度来看也就无所谓了。”

　　今天再见中大，心中的震撼是巨大的。朋友用车在校园一边兜一边介绍，深深的感受到，以校园的规模，校舍的现代化，它的空间，远远的超过我曾经渡过学生光阴的巴黎大学经济学院。中大教学楼总得有二三十幢吧，巴黎第九大学的校舍是北大公约组织（NATO)的一座当时被认为现代化的建筑，大小还比不上中文大学的科学大楼。

　　满清王朝一九一一年寿终正寝，已有一百年的光阴。古老的文化封建的传统一直折磨著神州大地的老百姓，一直到近三十年经济才得到高速的发展。中大校园的建筑就是历史的见证。巴黎第九大学没有漂亮的校园，却有教授担任欧盟或法国政府要职影响历史进程，人才辈出。儒家学说难道不是以治国为最终目标，又何须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中大求学，明日香港管治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