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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言
來去都是誤導、扭曲和偷換概念(9)
王文彥
怡居地產常務董事及
中原地產創辦人
2016年6月2日

高明的誤導,倖免於難者,百中無一

 

「中原地產由我與一位我的中學同學一起創立。開始的十多年,基本上以我同學的方式去管治,我祇在旁協助;最近十年,才以我的理念為主導。事實證明,我以無為的方式來經營,公司一樣可以快速成長,業績增長數以倍計。」施先生這段話誤導性很大。看了施先生這段話,100個人恐怕有99個都會以為,施先生於1992年初接掌我的大權後,他是以與我截然不同的管治方式領導中原,而又卓然成功,就像鄧小平於1978年復出實施經濟開放這一套,完全有別於他的前任毛澤東那一套不斷革命論和蘇式計劃經濟。

 

我於1978年至1992年領導中原,所用的管治方式,基本上是法家的。施先生素來自詡崇尚道家,標榜他的管治方式是「無為而治」,而「無為」是道家鼻祖老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大家自不然以為他是完全以道家那套來管治中原的,與王文彥那套法家的迥異不同。那絕對是美麗的誤會!

 

我早前已重複指出,施先生的「無為而治」其實祇是管理學上的授權。祇不過他的授權,是極端授權,強調被授權下屬的發揮空間及個人自由意志,完全不提管理授權原則和制約。「無為而治」的精髓,在於老闆不作為,卻全面、胡亂授權給下轄高管。他的「無為而治」偷換了老子「無為」的概念,兩個「無為」名相同而意不同。

 

商鞅雖死,新法仍行,奠定成就大業基礎

 

戰國時代,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變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國先後兩次頒佈新法政令,進行了一系列政治、軍事和經濟改革,使秦國迅速富強起來。如此變法,引起秦國貴族、重臣的切齒仇恨。秦孝公24年(公元前388年),秦孝公一死,太子駟即位,公子虔便誣告商鞅謀反。剛即位的秦惠王派人逮捕商鞅。商鞅逃往魏國,後又逃回秦國封邑內,發動邑兵自衛,又出擊北襲鄰國,最後終於被秦國追兵所殺。秦惠王車裂商鞅之屍以示眾,並宣佈「莫若商君反者!」進而誅了商鞅全家。然而,商鞅雖死,新法仍行。商鞅的變法,適應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新興地主階級和廣大平民的要求,具有極強的生命力。秦惠王以後,商君之法已不可更改,新的生產關係和郡縣的政治體制已經在秦國確立,秦國在新法指導下,日益富強,奠定了削滅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政治、經濟、軍事基礎。

 

傳至有大才能及有大作為精神和膽略的秦始皇,秦國終於完成剪滅六國、統一中國的大業,並建立一個空前強盛的大帝國。

 

法家的思想和軀體,道家的外衣

 

中原在我離開之後,情況和商鞅變法後的秦國一樣,法家之治已深入中原,我當政時所建立的各種具法家精神的制度(包括運營規章、選用人才的標準、培訓人才的方法)及攻城略地的戰略和戰術,14年的實踐,已充份證明是中原生存、發展和強盛之道,施先生都被逼蕭規曹隨;我留下的完整無缺、相對高能的管治班子,他亦全盤接收。

 

可以說,施先生管治中原仍是像秦惠王至秦始皇幾代君主那樣,繼承了和保持著王文彥法家之治。祇不過,他為中原這種本質上依然是法家之治披上了一襲「無為而治」的道家外衣而已。

 

我和施先生的管理分別,主要在於授權,他的授權是無視授權原則和制約,全面、胡亂地授權給轄下高管。我亦是授權的擁抱者,但我注重授權原則和制約,特別遵循授權要因人而施及因事制宜的守則;他主張「老闆無為,員工才可以有為」,我則認為「上下都應有為,互相激勵」;他做事不追求卓越(註),我追求。

 

專欄作家陳增濤先生2009年於其專欄說道:

 

『施永青骨子裏的管理理念,其實也跟王文彥相差無幾,也是蕭規曹隨。像很多中國的企業一樣,所用的一套都是名副其實的法家思想,其不同的地方,是他披上甚麼外衣而已。一個企業,你不可能用儒家的仁義道德,裙帶關係去管理,也不可能用墨家的兼愛尚同去調動公司的動力。我認為,施永青可真是得老子真傳,使他基於法家的基礎,更上一層樓。且看《道德經》第36章:「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這才是施永青不想告訴你的真正施永青的無為而治。』

 

『在王文彥的辦公室掛著寒山子的「難得糊塗」橫聯。我心想,無為而治則中原不會有今天,是施永青「難得糊塗」而已。』

 

陳先生的看法,與我不謀而合。

 

- 待續 -

 

註:《快週刊》485期,施永青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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