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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言
來去都是誤導、扭曲和偷換概念(2)
王文彥
怡居地產常務董事及
中原地產創辦人
2016年5月19日

偷換概念,打著紅旗反紅旗

『我發覺自己的想法與老子的想法十分相近,例如老子說「無為而治」,即不要自以為自己甚麼都懂,胡作妄為,應該順應自然去做事。老闆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雄才偉略,指示某某要做這,某某做那,要下屬貫徹執行自己的主意。下屬的積極性會減低,整間公司便祇餘老闆一個人動腦筋,其他人沒有機會發揮。上面無為,下便有為,多一些空間給下屬,他們反而做得開心,因為自己想出來的東西,就像自己的baby一樣,自然想揍大它。我發覺用這種方法去管理一間公司活力大,適應能力高,員工開心。』 

「無為而治」語出《老子》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一句。此句意謂,道永遠是不妄為的,然而又無所不能作為。「無為」是老子哲學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老子講「無為」,自有其背景和用意。春秋時代是一個天下大亂的時代,出現了戰爭、禍亂,出現了「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不合理剝削,出現了「危生棄生以殉物」、「以仁義易其性」的人的異化,社會的嚴重矛盾使老子有感而發及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救治之方及「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可以說,「無為」是出於「有為」的歷史感而倡議的。 

胡適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道:『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主張無為無事的政治,是當時政治的反動。凡是主張無為的政治哲學,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動。因為政府用干涉政策,卻又沒干涉的本領,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種反動,主張放任無為。歐洲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都主張放任主義,正為當時的政府實在太腐敗無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動。老子的無為主義,依我看來,也是因為當時政府不配有為,偏要有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陳鼓應認為:『老子「自然無為」的觀念,運用到政治上,是要讓人民有最大的自主性,允許特殊性、差異性的發展。也就是說,允許個人人格和個人願望的充分發展,但以不伸展到別人的活動範圍為限。對於統治者來說,「無為」觀念的提出,是要消解獨斷意志和專斷行為的擴展,以阻止對於百姓權利的脅迫、併吞。十八世紀西方就流行著一句口號:「最懶惰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時的政府,並沒有甚麼重大的事情可做,主要的工作祇是替人民修修路而已。』 

「無為」在《老子》有特殊涵意,並不是指甚麼事都不幹,而是指不胡作妄為。既然有「無為」,自應有「有為」這個對立面,但這個「有為」在《老子》通篇都找不到,是近人因應「無為」而創造的。這樣,「有為」泛指胡作妄為,而不是一般字義的「有所作為」,胡適謂「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其意在此。 

說老子反對有為,更恰當的說法是反對「有為」,有為加「」,是說此「有為」不是真的有為,而是妄為。老子反對的妄為包括一切暴政、苛政及好大喜功的冒進,尤其反對過度有為,妄求成大功大業於轉瞬間。在老子來說,統治者不應做任何超乎客觀條件之事,特別是戰亂之後,推行無為無事、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是最恰當不過的。 

老子並不反對順應自然、以利民為主的清明政治,「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與「無不為」並列,有利於民的一切作為都為老子所喜。 

要確切了解老子的「無為」,要同時看到老子內心其實渴望清明政治,渴求統治者真正的有為。可以說,老子是無為其外,有為其中。孤立地去理解「無為」兩字,很容易曲解其真意。 

施先生口口聲聲說犧牲了老闆(上級)的小有為,便可促成員工(下級)的大有為,看上去似乎亦是有為的擁抱者,但由於他的「無為而治」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疏漏,很容易催生整體的無為。可以說,施先生是有為其外,無為其中。 

施先生說自己的想法和老子的十分相近,我看相同的祇是大家都披上「無為而治」的外衣而已,內裏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施先生是打起「無為而治」的紅旗反老子「無為而治」紅旗。可以這樣說,同樣的名稱,施的「無為而治」其實是偷換了老子的概念。這次偷換,雖是偷老子而不是我的概念,但可窺施先生的慣技,值得陳列於此,以饗讀者朋友。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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