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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言
李嘉誠撤資?國內官方媒體抨擊的對與錯(1)
王文彥
怡居地產常務董事及
中原地產創辦人
2015年10月9日

國內官方媒體對李嘉誠「撤資」的連番抨擊和冷嘲熱諷

 

914日,隸屬「新華社」的「瞭望智庫」發表了羅天昊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見附文一)的短評,痛罵李嘉誠不顧念中國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921日,「財新網」及「鳳凰國際智庫」同日發表了吳曉波的長文《李嘉誠是一個怎樣的陷阱?》(見附文二),歷數李嘉誠發跡經過,然後指出「他由機場書店裏最受歡迎的商業勵志人物,變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棄義者和香港隕落責任人」;922日,《人民日報》發表以李克濟署名的評論《對李嘉誠,與其挽留不如目送》(見附文三),強調「我們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於義憤的謾罵,而是把這個國家建設得更好,讓(李嘉誠)今天的離開成為明天的遺憾」,「時間將證明,大陸錯過的可能祇是一兩個商人、一兩家企業,而他們失去的,則將是與中國一起成長的整個時代」。

 

上述三篇文章的撰稿者都大有來頭。羅天昊是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及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吳曉波是著名財經作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北京大學案例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員及「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財經頻道《中國經營者》欄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敗局》、《大敗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行銷》、《被誇大的使命》和《激蕩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激蕩三十年》被評為「2007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李克濟」真人是誰,不得而知,但能在《人民日報》撰寫評論,是一位重磅人物,殆無疑義!

 

官方媒體在不足10天內一口氣高調地發表了三篇份量十足、火力威猛的文章,歷數過往二、三十年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香港首席商人領袖李嘉誠的「撤資」,西方不少媒體視之為「中國公開羞辱香港首富」,頓時引起廣泛注意和巨大震撼。令人詫異的是,本質這般轟動的事件,香港媒體祇有零星的報導和評論。

 

- 待續 -

 

 

附文一

 

別讓李嘉誠跑了

 

羅天昊

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

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

 

2015914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前幾日,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以200億元出賣。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

 

本來,商業如水流,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李嘉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但是,鑒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麽簡單。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別讓李嘉誠跑了。

 

敏感如李嘉誠,絕不會感覺不到。在中國,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由此,一撤資,二撤資,三撤資,其商業帝國,在大陸欲上演金蟬脫殼之法。

 

前年是李嘉誠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罷工浪潮,風起雲湧,後是在大陸的拋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議。就民間形象而言,李嘉誠從此前的商界領袖,教父級人物,轉變為長著獠牙的怪物。令人遺憾,李嘉誠本人應也比較傷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誠不顧念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其道義的高點,已經失守。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哪裏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似乎雙重標準,讓人難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其實,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未來需要改變思路,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誠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雖然發作於回歸之後,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系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在經濟領域,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貿易發達,但是,實業亦非常發達,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聞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臺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作為與權力關系最為親近的行業,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發蒙於60年代,但是,在6080年代之中,並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後。

 

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後,才開始大規模擴張,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接見之後,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特別是在地產領域,此後,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

 

在大陸,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亦有李嘉誠的身影,如深圳的鹽田港,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一哥”李嘉誠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鄭裕彤,也是如此,李鄭興建了“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等眾多香港地標性建築物,無政府人脈,是絕對辦不到的。從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礎,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那就絕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過半從事地產行業,可見,其財富的來源,並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權力經濟,土地經濟之上。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後的香港和新加坡,卻漸行漸遠。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業和貿易起家,後來發展服務業,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卻完全不一樣。目前,新加坡的支柱產業,是貿易、制造業、航運業與旅遊業。而香港的支柱產業,是零售業、旅遊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特別是對於地產行業的依賴,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產行業的富豪,遠沒有香港多。但是,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富豪雲集。而香港90年代以後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幾乎90%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

 

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而這個方面,香港卻頗似大陸,表現了政治權力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

 

對於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層日益弱小。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

 

在產出領域,有什麽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在消費領域,有什麽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

 

如此,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甚至連做珠寶的鄭裕彤,亦放著金碗不要,也去做地產。回歸後的10年來,香港制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1997年的8.3%減至目前的不到5%,服務業的比重,接近90%,而實際上,如果從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業的衰亡,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

 

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

 

同為小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亦大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而新加坡則並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亦無此集中財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國大陸。

 

以日本為例,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誌,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強大族,同時,對於財閥進行了限制,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餘年,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結果,它卻最後變成向後轉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並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觀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歸之後,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豪族,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

 

2003年,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來到中南海。在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餘42人是家眷,比富豪還多,而在這42人中,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傑,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

 

榮及己身還不夠,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而這種變相世襲,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

 

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後,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制,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並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來,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於再造大眾社會,重塑平民精神,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

 

逐步改變治港思路

 

為今之計,香港回歸日久,人心歸附,一國兩制,生根發芽,不客氣地說,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失去了其利用價值。而最近幾年,中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改革形勢嚴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者,不僅存在大陸,香港亦有。

 

同時,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陸更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個有草根傳統的地方,縱使是豪族,亦只有商業地位,而無政治背景,不似大陸,要收拾一個貪官,涉及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樹大根深,難以撼動。香港豪族雖從經濟上富甲一方,卻並無顯赫政治地位。縱使是曾經受到過領導人關照,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時勢變,政治地位亦變。有權力之利劍,踏平香港各個山頭,可謂易如反掌。

 

從國家對於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國家來說,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

 

為今之計,為爭取民心,推動改革,以繼續平穩政權,提高執政合法性,獲取大眾對於未來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應權衡利弊,果斷拋棄不再有利用價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農工,在政治上,推動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在經濟上,發展多元產業,防止一業獨大。

在全國範圍內,隨著中國增速的下降,從前的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模式,將逐步過渡到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重的模式。存量怎麽改?說白了,經濟上,加大開放,政治和社會領域,即打壓富豪,收買底層,擴大政權根基。

 

在此大勢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從被關照的對象,逐步淪落為被疏遠的對象,李嘉誠人中豪傑,已經看到這種苗頭,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誠等商人還有三大未競使命

 

對於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豪來說,不管走與不走,作為曾經的獲利者,其在大陸,在中國,未來還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輕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顧民生,回報窮人

 

毋庸諱言,八九十年代之後,香港富豪靠的就是賣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與權力的結盟,獲得了財富,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未來,隨著香港貧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實現平安著陸,通過投資不是太賺錢的民生領域,擔負起社會責任,扶持窮人的責任。在大陸,實體經濟雕敝,也需要大量資本的進入,未來,香港富豪不能僅僅投資地產等賺錢行業,也需要投資賺錢一般般的行業,賺點苦錢,為全國經濟復興貢獻力量,而不是沒大錢就撤。

 

李嘉誠曾言,他的習慣,是“不賺盡最後一個銅板”,不僅如此,未來可能還不能光想賺“最大的銅板”。

 

二,穩定香港,擔起商界領袖的責任。

 

李嘉誠是華人世界數十年的商界領袖,甚至可以說是華人歷史上最強勢的商界領袖。其存在對於香港的象征意義,無可替代。

 

所以,李嘉誠對於養育他的香港,應該負有巨大責任,當下香港動蕩,造成各方困擾,急需定海神針。李嘉誠理應成為香港穩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堅守。不能將全部家產都轉移出大陸和香港。

 

李嘉誠可以撤資,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風落葉,一掃而光。未來其在大陸,在香港,都應該留下標誌性的財富與物業,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見風就走非商界領袖之所為。若李嘉誠執意要走,恐數十年聲望,將毀於一旦。若有所捨,有所留,雖犧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聲望,對各方有所交代,可謂兩全。

 

其三是,必須要做更多善事,經營“社會事業。

 

經營企業,為商人本職,但是,在中國,尤其需要“經營社會“,這種經營社會,不是簡單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關係,而是切實對於社會廣泛領域的事務,做出貢獻。如教育,社會保障,扶貧,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陳宗啟一下就捐款3.5億美元給哈佛大學,雖然捐款自由,但是,對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奧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財富,相對香港頂尖富豪來說,其實並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無它,舍得付出。國內遍布的逸夫樓,體現了其對於大陸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雖然中國官方的錢財使用方法和過程,確實存在一些弊端,但是,這不能成為將“寧與友邦,不與家鄉”的借口。未來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國的社會事業投入,不僅做一個經營商業出色的企業家,還要做經營社會出色的社會賢達。未來李嘉誠人走了,社會事業仍需繼續。

 

 

附文二

 

李嘉誠是一個怎樣的陷阱?

 

吳曉波

財經作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2015921

 

對李嘉誠的爭議陷入了泛道德化與唯契約論的陷阱。無論執著於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反駁與證偽,而這一糾結竟可能發生在同一價值觀陣營,甚至同一個人的理性判斷中。

 

 

我的一位極有才華的朋友曾受邀為李嘉誠寫傳記,那是十來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張潔白的信箋上,用鉛筆細緻地寫下了兩排名字,然後推到年輕的傳記作者面前,細聲言道:“這些人是你可以採訪的。”

 

很多年後,我的這位朋友笑著對我說,“我真的希望他寫下我不能採訪的那些人的名字。”這本原計劃在李先生80大壽時推出的傳記因種種原因擱淺了。

 

絕大多數的經商者,在聽我講了這則軼事後,都會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場如同一個泥濘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謂的“終極真相”,李先生在這裡跌打滾爬逾半個世紀,恩怨情仇如維多利亞港灣上空的星辰,誰又能真正數得過來。老洛克菲勒和羅斯柴爾德在遺訓中都嚴令兒子不得出版自己的傳記,“他們的靈魂在看到自己的行為時,都會稍稍吃驚。”(理查·泰德羅語)

 

 

袁庚曾回憶蛇口工業區開墾時的一個細節。受鄧小平的邀請,一群香港大佬集體考察蛇口,李嘉誠走在霍英東、包玉剛等人中間,是最年輕,也是最活躍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膽提出,能否讓港商入股參與蛇口的建設,軍事參謀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過。

 

這個細節洩露了改革開放初期,大陸開放者的微妙心態。在後來的很多年裡,港商大佬們對大陸的投資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東建賓館,邵逸夫造教學樓,李嘉誠辦大學,包玉剛修游泳館。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誠,剛剛開始自己的傳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寶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後的事情。也正是在後來的那些年裡,他漸漸成為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1970年代末開始,受回歸預期的影響,英資集團開始部署撤離,李先生被他們選中為“接盤俠”,19799月,滙豐銀行將總市值28.6億港元的和記洋行以6.39億港元出售予李嘉誠,使之一躍而入港商超級俱樂部。1984年中英談判,李嘉誠積極向中方靠攏,高調入資榮毅仁的中信信託。此後三十年,他成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領袖,長袖善舞間,硬生生地讓香港成為了“李家城”。

 

李先生對大陸的勇猛進擊,則是90年代之後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開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新戰略,李嘉誠扮演了一個熱烈響應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記黃埔獲准入股鹽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億元建設集裝箱碼頭,這是當年度最大的外資引進專案。同期,李嘉誠與北京宣武區簽署大型城建工程,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東方廣場。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李嘉誠配合港府狙擊索羅斯,在股市、不動產、船塢專營及公共服務事業等領域大有斬獲,于次年如願登頂香港首富。

 

回望這段風雲詭譎的大歷史,必須承認的是,李嘉誠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為激進的第一人,在一些至為重要的時刻,他以資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與此同時,他在香港及內地兩個市場上都獲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業成功。

 

 

恐怕連李嘉誠自己也未預料到,在僅僅兩年多的時間裡,他由機場書店裡最受歡迎的商業勵志人物,變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棄義者和香港隕落責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註冊地集體遷離香港,李嘉誠在內地輿論中陷入極尷尬的爭議。有人撰文“別讓李嘉誠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須為過往的獲益支付代價,此文為央媒智庫轉載,因此被解讀為“官方態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業家群體為主,則驚呼“極左”歸來,擔心此乃私產剝奪運動的拉幕之作。

 

在中國宏觀經濟風雲飄搖、香港時局動盪的時刻,李嘉誠的撤資遷冊動作實在太過醒目,而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依然我行我素,展現出“超人”過人的商業毅力和決策力,也許只有將之放置于歷史的長河中,才能讀懂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為邏輯。

 

李嘉誠無疑是東亞資本主義模式的標本性人物,他的商業智慧中呈現出冷靜的政治決斷能力,每每通過與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結盟,以對後者訴求的滿足與迎合,而獲得個人的巨大利益,這是轉型期財富積累的基本特徵。在這個意義上,他可謂是本次中國經濟大崛起中獲益最豐的“轉型期首富”。

 

而與內地的很多類似富商不同,李嘉誠又來自于法治健全的資本主義世界,他的每一次商業行動都合乎投資地的法律法規,李氏集團擁有500多位專職律師,應該補上了所有你想像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義上很可能無可指摘。

 

由此,對李嘉誠的爭議便陷入了泛道德化與唯契約論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業家朋友,一方面對“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為然,認為他的致富缺乏現代性,另一方面又對“別讓李嘉誠跑了”的論調極其懼怕,生恐由此延伸,導致一場新的、以“原罪”為名義的財富剝奪。

 

於是,對李嘉誠的質疑,便發生了正當性與合法性的糾結,無論執著於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反駁與證偽,而這一糾結竟可能發生在同一價值觀陣營,甚至同一個人的理性判斷中。

 

當我們陷入“李嘉誠議題”的紛爭的時候,李氏本人其實也掉進了時代的陷阱,他無法、也不可能從自身的經商邏輯中跳脫出來。與柳傳志、王石等內地企業家不同,後者有深重的大陸英雄主義情結,而前者則只對資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負責,在他的商業哲學中,利益是壓倒一切的最高準則,誠信——而不是忠誠——是唯一的底線。

 

就這樣,李嘉誠自願地走進了歷史。

 

未來的華人世界,再也沒有人可以重複他走過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這個結論自我實現了,那就是中國商業文明的福音,而對他的所有質疑,在現實的意義上,都將被“合法性盾牌”所遮罩,因而只在商業演進史的層面上將被一再地討論與反思。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傳記會在什麼時候出版,也許是生前,也許是身後。

 

在十來年前——也就是我的那個朋友為李嘉誠寫傳記的那幾年,我曾編撰過兩本名為《首富》和《華人首富》的圖書,其中記載了二十個國家及華人歷代首富們的生平行跡,有一個結論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來,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財富眾多而被人們長久地紀念,他能留存于民間的名聲,幾乎全部地來自于他的德行與公共行為。

 

 

附文三

 

對李嘉誠,與其挽留不如目送

 

李克濟

《人民日報》評論員

 

2015922

 

這幾天,亞洲首富李嘉誠深陷輿論漩渦,關於他從大陸撤資的爭論,仍然在唇槍舌劍地進行著。是正常的運作,還是道義的失守?是合法的進退,還是無奈的撤離?義憤填膺的道德審視、唱衰中國的負面猜測、恐慌情緒的傳染效應……所有這些元素,使得李嘉誠的撤離變得十分敏感。

 

那麼,如何看待李嘉誠“投資路線圖”的轉向?一些人選擇從感性的角度來審視。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優惠政策、開放環境、巨大市場,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而這幾年來,由於轉方式、調結構,大陸經濟增速主動回調,李嘉誠的選擇就顯得尤為扎眼。從普通人的樸素情感出發,好的時候同享福,遇到困難卻不能共度難關,這在觀感上確實讓一些人覺得有點說不過去。

 

然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僅僅停留於感性。即便是有種種“看法”,也只能停留於個人內心的幾聲嘀咕,卻難以從公共層面進行“道德綁架”。畢竟,資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動,市場的規則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內,資本享有來去自由的權利。李嘉誠到大陸賺錢,如果因為曾經給予優惠而主張“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當性,在道理上也說不通,更與法治精神相悖。今天的大陸,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場透明,當然有足夠的底氣接受任何資本的歸去來兮。只是,如果缺少這樣的大視野,激於義憤而情緒失控,甚至公開叫囂“別讓李嘉誠跑了”,就顯得有點落後於時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於企業家樹立信心。

 

眾所周知,北京長安街的東方廣場,上海陸家嘴的東方匯經,中國政治中心和經濟重鎮的標誌性建築,都打上了李嘉誠的烙印,他的撤離,無論如何都可能被視為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也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說這不代表什麼,肯定不現實,但如果對此做過度解讀,甚至由此預測中國經濟不行了,則顯得有些誇大其詞。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超過12%,這麼大的盤子、這麼重的分量,一個商人的撤離能影響基本面嗎?全球化時代,資本流動再正常不過,沒必要對此風聲鶴唳。

 

與一些人的恐慌情緒相反,中國官方對此表現得從容淡定、舉重若輕。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來投資對在中國投資信心逐步增強”,“我們現在推進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標就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斯人已去,難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場經濟本就是多元經濟、流動經濟,有人走、有人來,有人看跌、有人看漲。只要中國深入推進改革、堅定完成轉型、保持市場活力,就不用擔心李嘉誠之後沒有資本進來。我們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於義憤的謾罵,而是把這個國家建設得更好,讓今天的離開成為明天的遺憾。

 

資本沒有國界,但商人有祖國。相信包容開放的中國,會為更多商人留一份溫情,不僅會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來容納他們,更會以超越金錢的胸懷來溫暖他們。如果僅僅把中國視為利益性市場,而不是戰略性市場,一些人可能會選擇離開。但時間將證明,大陸錯過的可能只是一兩個商人、一兩家企業,而他們失去的,則將是與中國一起成長的整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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