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失業率只有3.1%，可算是全民就業。在香港要找份工作一點都不難，所以一些厭惡性高、勞動強度大、比較危險的工種，都有很多空缺，不容易填補。
因此，社會上常有聲音，希望政府放寬輸入外勞的政策。所謂放寬，亦並非要求全面放寬，而只是要求放寬一些本地人真的不願意去做的工作，如建築、老人護理、洗碗等工作。
不過，勞工團體與大部分政黨對此都堅決反對，擔心此舉會剝奪了本地勞工的加薪機會，拖低香港整體的工資水平。他們覺得商界無良；這些年來，難得出現一次勞工較有叫價能力的環境，商界就急急要破壞它。難道工人只應被僱主壓價，不可以吐氣揚眉？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然而，工資的水平並非純由勞力市場的供求關係所決定，它還受制於一個地方的整體經濟實力。同樣的工種，在不同地方的工資水平都不一樣。在馬尼拉當巴士司機，工資再高也高不過香港的巴士司機。這與巴士司機的供求關係不大，無論馬尼拉對入職巴士司機作多大的限制，馬尼拉巴士司機的工資也追不上香港。因為香港的金融業、專業服務、國際貿易與運輸物流等都比馬尼拉做得好。香港人能在國際上賺到更多的錢來報酬我們的巴士司機。我們的經濟實力比馬尼拉強，我們才有能力對非在本地進行不可的工種，提供較高的工資。
這是大前提，沒有這個基礎，工人的技術水平與供求關係，都沒法對工資起決定作用。
香港是一個國際性城市，我們的經濟是外向型的，我們的競爭對手早已全球化。如果我們沒法在國際競爭中勝出，本地性的保護主義於事無補。如果我們沒法在一些主打行業上有能力與紐約、倫敦、新加坡等國際城市比併，我們將沒法過他們一樣的大都會生活。而地方保護主義則對這些主打行業有害無益。
國際城市一定要靠國際人才，新加坡就不但容許輸入低技術勞工，更以優厚條件吸引專業人員。但香港人近年就愈來愈怕競爭，以為透過立法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此之所以，新加坡近年的經濟實力已超越香港。
香港的政黨，為了保住勞工界的選票，大都反對輸入外勞，短期而言，這的確對勞工界有利，它可以推動工資上升。但如果社會上有太多的空缺沒有人填補，就一定會阻慢經濟發展的速度，受影響的就不只是僱主，而是社會的整體競爭能力。
過去，香港的工資一直增長得很快，但我們當年所靠的並非保護主義，而是靠勇於接受競爭。但這種發展模式，雖然展現了香港人的才能，卻沒有為政客提供表演的機會。政客吹噓可以透過立法保護香港人的利益，只要我們投他們一票就成。香港人可不要所託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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