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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馬縱橫
話說孔子之:君子新解
 
陳增濤
2016年8月1日

  孔子一生人想當官治理國家,但事與願違,一直到了五十歲才有機會在魯國謀得一官半職,根據儒家經典記載,三年後就被迫離去,開始了十三年周遊列國企圖游說諸侯以實現他回復西周政治制度用禮樂治國的理想。

  在春秋戰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多歲,孔子從年齡來說已經是老頭子一個,他的學生更容易被諸侯看上。但孔子富有殷商民族堅持與恒心的天性,正如他自己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但在孔子生存的紛亂世界,西周封建和宗法制度已歷經五百年,已經把貴族階層完全分化,許多原來的貴族已經淪落為大量的“士”,家道中落。而諸侯大宗又受到小宗的卿大夫所劫持。當時的魯國就是這情況,由“三桓”三大家族執政,君主的大權旁落。孔子當上一個司徒或大司冦的官職,其實有名無實。如果從孔子恢復西周周公的政治制度來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大倒退,乏善可陳。他說的“述而不作”,他要敍述的是當時在貴族階層流行的六藝,他的執政理念就是回到所謂西周的全盛時期的文王武王和周公的時代,只不過是個烏托邦。

  在可能是戰國初期由他學生或更晚的儒家所收集而成書的【論語】裡,談論的中心已經很少涉及執政理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正名。其實,要重新返回到西周初期,時代變了,社會的結構變了,又怎可能呢?【論語】本身是本亂雜無章的大雜燴,記載了孔子三十歲以後四十多個年頭,他和學生間的生活點滴。雖然分二十章,但並非每章有一個主題。可能是由許多人加加減減其中內容的結果,也沒有一個主編比較有系統的整理。也有可能既然孔子被學生推上了神台變成了聖人,以中華民族敬師重道的傳統,也就沒有人冒大不韙的危險以免被人圍攻了。

  【論語】亂雜無章,二十章也不到一萬二千字,所以可以很快看完。如果胡塗了,看多幾次也就梳理出一個頭緒出來。孔子三十歲開始的二十年間是個教書匠和治喪相禮的傳統儒者。“有教無類”也不是他的專利。據說魯國就有一個少正卯大夫,也開壇教學,可能教學更加風趣,許多學生都從孔子門下跑到少正卯那裡聽課。孔子既然是“述而不作”,估計指的是他傳授六藝,也就是說詩、書、禮和樂,至於易和春秋可能是晚期的事。當時就是在周公的魯國,國君和卿大夫家族之間也根本無禮可講,朝庭大權一直把握在“三恒”家族,其他諸侯國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禮崩樂壞是普遍現象。【禮記.曲禮】說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指的禮是貴族間的社交規範,與平民無關。即所謂的“君子”和“小人”。在【論語】中, “君子”逐漸開始含著道德的意味。孔子在【論語.顏淵】說的“愛人”和在【論語.雍也】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仁成為了追求對象。 其實孔子講“仁”實在太不可捉摸了,人人可以有他主觀的理解,而孔子自己可能覺得最明確的,應該是在【論語.顏淵】講的“克己復禮為仁”。但周禮在貴族的君子間一早就沒有人遵守了。在【論語】中,“君子”的概念從貴族走向有仁德的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如果說從政治角度來看待,孔子是反動老頑固,但在不知不覺間,孔子卻為世俗的“小人儒”加入了道徳的色彩,蛻變成“君子儒”。

  而正是儒家的這一點點的道德色彩,塑造了中國自漢武以來的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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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來 2016-08-01 20:58:07
陳兄您好!
喜見兄載文,深入淺出闡述孔聖生平,區區千字足讓小弟决心拿【論語】看看,
希望兄您繼續說孔。
2. 同道人 2016-08-02 04:35:13

歷史經常有同道人....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來親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擔任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工作的通知,迅速發至全黨、全軍、全國。這時的鄧小平,已是集黨政軍三要職於一身,開始全面參與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几乎就在中央檔案下達的同時,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發現,幾個月裡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來,這幾天就像是變了1個人。

  然而,1974年從一開始就是不平靜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社論中提出:“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1個組成部分”。由此發出了“批林”也要聯繫“批孔”的信號。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澤東,建議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輯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稱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1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繼而在全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嗎?人們記得:1972年,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過程中,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意見,意欲將批林鬥爭引向深入。正是由於江青一伙從中作梗,才使得批林運動陷於夭折。

  至於“批孔”,更不過是江青等人為“聯繫現實鬥爭”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之前,江青就借要“評法批儒”,試圖把所謂“儒法鬥爭”內容塞入黨的十大政治報告中。結果被周恩來以“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張。

  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於2000多年前的孔丘拉出來批一通,才能將死於2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這一彌天大謊,恰恰是“四人幫”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等人儼然以黨中央領導“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負責人自居,頤指氣使,動輒訓人,無限上綱,置到會的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於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他們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聯繫的“實際”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謂“走後門”問題,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是企圖利用群衆對“走後門”的不滿,故意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正是由於周恩來的不懈努力,才“解放”並使用了許多老乾部。因此,“四人幫”一伙的矛頭,最終是對準周恩來的。

  就在“一·二五”大會前後,江青等人還製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們以個人名義向軍隊系統大量寫信、送“材料”,還勒令《解放軍報》停刊數月,在軍內大搞“放火燒荒”;他們圍剿《三上桃峰》等劇目,批所謂“黑畫”,批紀錄片《中國》,以“回擊文藝黑線復辟”;

  他們一手製造了“馬振撫公社中學逼死女生”、“黃帥駁‘王亞卓’”、“北京永樂中學學生被逼跳樓”等事件,以“證實”“教育黑線回潮”;

  他們無中生有地編造出所謂“蝸牛事件”,以“證明”國務院領導人批准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聯繫的“實際”。無怪乎當時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說法,而江青等人更彷彿是當年中央文革小組的再現。

  這時的周恩來,正值癌症發展,病情日趨加重之際。從1月下旬起,他連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細胞的控制治療,尚需配合以恢復、休息。但在“四人幫”一次次進攻面前,周恩來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會不聞不問地表示沉默。他此時的一樁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須有1個人能夠取代他現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後的鬥爭中同“四人幫”一伙繼續周旋、抗衡。

  周恩來思慮已久的這個能夠接替他的人,便是鄧小平。

  周恩來清楚,鄧小平剛剛恢復黨政軍職務不久,必須抓緊時機,安排好鄧的實際權力,並創造一切條件,為鄧小平提高聲望,擴大他在黨內外、國內外的影響。因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難回到工作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成立由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等參加的中央軍委5人小組,全權處理軍委日常事務及緊急作戰事項。鄧小平由此進入軍隊領導核心。之後,政治局會議又正式向毛澤東提出這一建議,得到毛的贊同。這樣,便走出了鄧小平接替周恩來格局的第一步。

3. 儒來 2016-08-02 16:52:47
布衣中,問英雄,皇圖霸业成何用?禾忝高低六代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