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中大

　　人生的匆忙，只有回頭眺望逝去的時光的刹那才有所體會。由於通訊技術的發展，搜尋引擎普遍使用，連離別了幾十年的大學也開始傳來久違的消息。其中包括了中國儒家思想的講座，重新發現許多大學時代同學的名字現在都冠上了教授的名銜。

　　“輔導處把你的手機號碼轉發給我。時間過得真快，我們幾十年沒有聯繫了，你有時間，今天來大學一趟，晚上一起吃晚飯。”

 　　一小時之後，我在馬料水大學站下車。久違的校園！

　　如果說久違的校園，是言過其實。香港中文大學是由基督教的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和從中國大陸逃避戰亂的一班國學大師創建的新亞書院合併而成。建校初期，今天的中文大學依然是空空的一片山坡，只有崇基書院的幾幢教學樓零散的豎立在大埔道旁。我就讀的新亞書院依然在九龍城天光道，校舍狹窄。三間學院的聯合課程是在尖沙咀星光行的臨時教室上課的。可能是這個原因，離校赴法留學以后每次回香港總缺少激情到新校舍走走。

　　“出了火車站，你一定會看到一個銅像。我們在那裡見。”

　　多年前荒蕪的山坡，今天是幢幢相當密集的教學樓。年輕的學生談笑自如，沒有中環人群急速的步伐。

　　“這銅像是六四民主女神…。” 香港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許多人批評它是個唯利是圖的商業海港，卻曾經有一班窮途落泊的國學大師默默的把儒家燈火薪盡火傳。作為回歸後的香港，在神州大地被趕盡殺絕的西方民主思想，甚至神州大地避而不談的六四學運卻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裡每天和成千上萬的年輕學子招手呼應。其實中共就是在五四運動的激情中成立和成長，人生總有充滿希望的激情年代，也有飽受坎坷生命煎熬的漫長歲月。

　　“我的心願是這兩年能夠把唐先生的全部著作好好整理出版。” 朋友是哲學教授，唐先生指的是唐君毅。中大的新亞書院由逃避戰亂的國學大師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在顛沛流離艱難中建校。但到今天，朋友感歎一脈相傳的儒家思想後繼無人。

　　“牟生盡他一生的精力試圖把儒家思想和康得（Kant）哲學找到一個共通點。” 牟生指的是牟宗三先生。儒家思想到底是修身到治國理論的一個探索，和西方的形而上學難有相通之處。“到底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自強運動，中國所追求的是西方的治國理念和工業革命。國學是否和西方哲學有什麼互動之處，以我的功利角度來看也就無所謂了。”

　　今天再見中大，心中的震撼是巨大的。朋友用車在校園一邊兜一邊介紹，深深的感受到，以校園的規模，校舍的現代化，它的空間，遠遠的超過我曾經渡過學生光陰的巴黎大學經濟學院。中大教學樓總得有二三十幢吧，巴黎第九大學的校舍是北大公約組織（NATO)的一座當時被認為現代化的建築，大小還比不上中文大學的科學大樓。

　　滿清王朝一九一一年壽終正寢，已有一百年的光陰。古老的文化封建的傳統一直折磨著神州大地的老百姓，一直到近三十年經濟才得到高速的發展。中大校園的建築就是歷史的見證。巴黎第九大學沒有漂亮的校園，卻有教授擔任歐盟或法國政府要職影響歷史進程，人才輩出。儒家學說難道不是以治國為最終目標，又何須在象牙塔中閉門造車？長江後浪推前浪，今天中大求學，明日香港管治中流砥柱。